思维对现实有它自身明确且“相对自主”的占有方式。它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不是相反。这与“具体本身成为存在的过程”是不同的。理论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不会直接同一：它们在同一当中互相接合又互相区别。然而正如我们看到，为了避免我们陷入另一个谬误，即认为思维是他自身的事物，马克思立刻似乎是自然而然地转向批判黑格尔，这当然是因为后者那里范畴的运动是唯一的能动。这样，马克思提供了对其他部分的批判，这些部分将来源于现实(他们的生产方式)的思维的特殊性颠倒为绝对的差异。他对“绝对”的打破是至关重要的。思维往往将它固定于行为的具体基础当中，而范畴则在被考察过的生产方式中历史地实现。尽管是作为一种相对简单而非“多边联系”的生产关系，如果一个范畴已经存在，那么这个范畴可以在思维中表现出来，因为范畴是“关系的表达”。接着，如果面对一种方式，其中的范畴是以更为发达、多边的形式呈现的话，我们会再次接受它，但是会用来“表达”一种更为发达的关系，这种情况下，它的的确确保持为真，理论范畴的发展直接地反映了历史关系的进化：抽象思维的方法，确实与现实历史过程相一致，从简单到复杂。在这个有限的例子当中，逻辑与历史范畴是平行的，所以那种认为马克思规定了逻辑与历史的范畴从不会交集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理解许多问题的关键。
然而在其他问题当中，这两种运动并非同一。在马克思关注的事例中，那就是黑格尔的错误。马克思批判那种将思考视为完全自动的做法，认为这导致了唯心主义的问题，从根本来讲就是认为世界起源于观念的运动。无论是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还是经验主义或结构主义的变种，所有这些形式主义的还原都不能逃离这个非难。思维方式的特殊性没有使思维与其对象——历史具体完全分离，它所做的是提出这个依旧悬而未解的问题，特殊的思维是如何与对象构成一个统一体的。《导言》的后续文字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对历史对象思维、理论方法的辩证关系问题的最令人信服的思考，他坚信只要实践没有辩证地实现它，保证它为真，那么这些历史对象生产出的知识就仅仅是推测和理论性的。
尽管思维被作为它的对象的社会所接合和假定，但就它自身的方式和方法而言是特殊的，于是要问这种渐进的接合是如何完成的?我们既不能同一地也不能仅仅是外在并列地理解这里的用语。可它们统一体的真正本质又是什么呢?如果表达着逻辑范畴的起源异于本质关系的起源，那么这两者的关系又如何?意识又是如何再生产出历史世界在思维中的具体?
答案在于历史是如何进入“相对自主”的思维，也就是马克思成熟文本中对思维的历史对象的再思考的方式。历史与思维的关系显然不能用强调遗传起源的历史进化论来阐述。“遗传历史主义”用外在的“相似性”来解释任何的特殊关系和它的历史背景，这种关系的发展会被线性地理解并通过变种分支来追踪：思维范畴忠实且直接地反映了这种起源和它的进化路线。这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直到我们回想起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案例中存在着的机械并置和对未作区分的联系的做法。将马克思从实证主义历史方法进化论中区分出来十分重要。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既不是实证主义的伪装变形，也不是严格的一元历史主义，而是理论模型中尤其是对当代精神而言最困难的一种：历史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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