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在又在不同的关系之中做出了区分：直接的和中介的等。这在之前理论分析时的范畴中得到了应用：生产、分配和交换。这种区分现在又得到了应用，不过这次是来分析思维与历史的不同关系类型。他举了个例子。在《法哲学》当中，黑格尔以“所有权”范畴为开端。所有权是个简单的范畴，但就像“生产”一样它离不开更为具体的关系而存在，例如，拥有所有权的历史团体。然而在资产阶级意义上，占有物离开“私人所有权”的形式的话，这种团体就谈不上“占有”他的所有物。不过由于这种关系，即“所有权”虽然是最简单的形式，但它的确存在，所以我们能够思考它，这个简单关系是我们关于它的相对简单的观念的“具体基础”。如果一个观念历史地相对未发展，那我们对它的观念将会是抽象的。在这个层面上，上述关系的历史发展(简单)层面和占有它的范畴的相对(稀缺)具体性之间的一种反射性的联系的确存在。
然而，马克思这里使理论与历史变得更为复杂了。历史地看，关系的发展并非是进化的。无论是在思维或历史当中，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完整的。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生产方式内部，一种关系从主导地位变为次要地位是有可能的。而关于主要/次要的问题与之前简单/发达或者抽象/具体的问题并非是“同一的”。通过在生产方式内部将关系指认为它的连结，马克思暗示了自己从进步的、连续的或进化的历史观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时期分期或方式的历史”:结构性历史的重大转变。这种运动指向了方式和时期分期的观念，打破了进化论式前进的线性轨迹，用生产方式的接替重组我们的历史分期观念，而这种生产方式是由构成它们内部不同关系之间的主次差异来规定的。这是关键的一步。如果将注意力放在马克思用生产方式的接替来做划分历史的话，那当然是一点原创的东西也没有。但是与遗传进化论的断裂的重要性迄今还没有完全得到说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概念经常被当作仅仅好像是大范围历史的一般化概括而使用，而其中的较小历史时期的部分会被巧妙地布局。不过，马克思正是用“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概念指认出了结构性的内在关系，这个内在关系打断、打碎了历史进化论的平滑进展。这个做法在它简单而主导的形式下代表了对历史主义的破坏，尽管这个形式在我们看来并不是与这些历史学家的决裂。
以货币为例。它在银行、资本之前就存在。如果我们用“货币”这个概念来指称这种相对简单的关系，那我们还是在使用一种抽象而简单的概念(像“所有权”一样),与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货币”相比更加的不具体。由于“货币”变得更发达，我们关于它的概念也就变得更加具体。然而，即使是在简单形式之下，“货币”仍然有可能在一种生产方式中处于主导地位。相反地，在更发达、多边的形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更具体的范畴而言，“货币”在一种生产方式当中占据次要地位也可以理解。
在这个双重适用的过程当中，简单/发达或抽象/具体的对子指的是我们称之为历时性的弦，分析的发展轴。主要/次要的对子指的是共时性的线轴，在这里给定的范畴或关系作为特定生产方式中与它接合的其他关系存在。马克思总是按照主要/次要的关系来“思考”后面的这些关系。当代典型的转向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第一个坐标轴转移到第二种，所以会称马克思为潜在的结构主义。然而，困难的是后者并没有使前者的运动停止，而是延缓或更好的说是取代了它。实际上，历史发展的轨迹总是在结构的接合中或背后形成。“实践认识论”的症结，正是在于将简单/发达线轴与主要/次要的线轴辩证地关联起来思考这样的一个必要性上。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当中对自己方法的说明：“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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