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另外一个例子。秘鲁曾经相对比较发达，但那时没有“货币”。在罗马帝国，“货币”存在，但是次于其他的付款关系，例如实物租、实物税等。货币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才彻底地披上历史的外衣，因而，不存在关系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表达这种关系范畴的线性进程。货币不会跋山涉水的跨越所有历史阶段。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当中它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发达或是简单的；主导的或次要的。重要的不是连续时间中关系仅有的外观，而是它在使得每个生产方式成为集合体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生产方式形成不连续的结构，在这其中历史接合自身。历史在一系列的社会形态和集合体当中运动，但仅仅是在一种被延缓和取代的轨迹上运动着。它借助于一系列的断裂得到发展，这些断裂则是来源于每个特定方式的内在矛盾。于是，如果想要充分适用于它的主体(即社会)的话，理论的方法必须立足于连续的生产方式中特定历史关系的安排，而非简单、线性结构的连续性历史。
马克思现在定义了思维与历史的接合。在主要意义上，对一般(例如多边发展)的最一般抽象只会当社会和历史的最丰富可能性的具体发展存在时才会出现。一旦这个在现实当中发生，关系就会在其特殊形式(例如抽象)下不能被思考。劳动，作为一个宽泛、内涵丰富的概念(例如所有社会都要劳动才能再生产)已经被更加具体的“劳动一般”(一般性生产)所代替，但这仅仅是因为后一个范畴在资产阶级社会指向了一个真实、具体、更加多边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声称，“一般概念在实践中变得为真”。它在思维当中已经获得特殊性，这使得它能够占用劳动在实践当中的具体关系。它“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①。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没有立刻放弃同一性或“抹杀一切历史差别”,那“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的资产阶级社会使得我们可以考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因为，只要更为古老的生产方式能够以调整过的方式存活或再现于资本主义，那么对后者的“解剖”才会提供对先前社会形态的“钥匙”。同样，我们在“思维”资产阶级社会形态范畴与那些原先已经消失的形态之间关系时，不能将两者直接同一起来，而是要保持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中的外观(也就是发达/简单、主导/次要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马克思实现了对简单的历史进化论的批判：“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①。
这是为了讨论“片面”。但这不是要将历史从计划中抛离出去。如果思维是植根于社会存在，而不是进化论式理解的社会存在的话，那它一定是当前社会现实，“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的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它构成了思维的前提，出发点。经济学理论化的对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头脑中都是既定的”。和科学一样，这对于分篇计划具有决定的意义。
注意到存在着范畴连续性的历史和逻辑的区分，最近有争论认为，马克思最终是与“历史主义”分道扬镳。人们常常忘了马克思在讨论在根本上是相对认识论的思维本身的起源时的文本中所表明的观点，特别是关于逻辑范畴对关系(就是范畴所表达的社会存在)的依赖性。并不是思维本身依靠自身内部机制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那些已经具体地在头脑中和现实一样给定的东西，才是马克思这里讨论方法的认识论基础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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