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畴的序列与次序并非按照它们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顺序排列，这并不是因为逻辑范畴在“现实关系”之上或之外产生出自己(对于黑格尔而言这是真实的),这是因为在认识论上思维参照的不是过去而是当下(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生产组织。这是相当不同的观点。重要的不是范畴在历史上的顺序，而是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中的次序。在资产阶级社会，每个范畴都不是作为分散的实体(它们的历史发展是可以被追踪的)存在，而是出于一个系列、模式当中，处于主要/次要、决定/被决定这样的关系全体当中。全体的这个观点打消了任何直线历史进化论。在论证马克思最终与(作为科学/历史中的)“历史”决裂时有时会用到这个观点。在我看来，马克思做了一个区分：决定思维的连续性历史进化论/当下社会形态的历史组成中思维的决定。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是作为全体被接合的。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和联系。甚至，在每个生产方式当中都存在一个最终起决定的层面，即“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的特定生产关系。马克思坚信，我们应该去注意每个全体的特殊性以及构成每个时代的起决定的、主要和次要的关系。这一点指向了阿尔都塞那里作为“被主要矛盾建构的”“复杂结构总体”的社会形式概念，以及“多元决定”和"接合"的补充性概念。这种模式观念的全部理论启示在于将马克思视作一个走向我们成为“结构的历史主义”方法的人。但由于思维也将自己起源归于(总是头脑中给定的)“现实”,它也是在归根结底意义上受到“当下历史的生产组织”认识论决定。
马克思通过举例继续发展了这一观点。在资产阶级社会，农业越来越受资本的支配。尽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某种程度上做过类似的历史概括，但影响范畴序列和次序的不是通向工业资本主义的某个关系(也就是封建所有权)的演变，而是工业资本与土地所有权，或“资本”与“地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封建主义方式)中的关系位置在发挥影响。随后，“组合”提供了所有理论化的起点。如果我们将那种不按时间顺序逐个地追踪各个关系的历史发展的方法称为“反历史主义”,那上述这种方法就是“反历史主义”的。但一旦我们认识到作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社会并非独立于历史，而是当前历史的的社会组成的话，那这个方法在深层意义上还是历史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作为一个“结果”传到现在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全体就是历史当下。我们可以说，历史是渐进地实现自己的。然而，理论是“复归式”把握历史的。于是，理论从作为事后发展结果的历史开始。这是它在头脑中的前提。历史，只有在作为“结构复杂的总体”实现过程中才会将自身作为理论劳动的认识论前提接合自身。这就是我称为马克思的历史(而非历史主义)认识论。无论是多么不发展或不够理论，它使得马克思的方法与那些哲学上非反思的传统模式区别开来了，包括结构主义那里最终依靠科学自我形成的“科学性”,它始终带有实证主义痕迹。科莱蒂曾简明地表达过这一观点。他观察到更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存在这一种趋势，即：
将“历史上首先”(比如用逻辑过程的起点作为历史前身的重演)与“现实中首先”或者分析的现实基础混淆，结果就导致，马克思逻辑历史的反思在历史的同时代性(就如卢卡奇曾说的“作为历史的现在”)上的核心问题上达到高峰，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走到了从时间源头追溯对现在的解释的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相反方向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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