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反映了历史运动与理论反思的交互接合，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同一性，而是同一体内部的差别。他在认识论的过程和方法论中保留了被彻底重构过的历史前提作为最终规定，所以思维与现实之间不存在着“不可通过的壁垒”,也不会无限平行。它意味着一种基于给定的基础之上的汇集趋势(恩格斯称之为“渐进运动”),这里，资产阶级社会既是理论也是实践的基础或对象。这种认识论依旧是“开放的”认识论，不是自我形成或自我满足的认识论，因为它的“科学性”只有思维与现实以各自的方式契合才可以保证，它们生产出只能以头脑中能够达到的方式去把握现实的知识，同时也提供了洞察到社会表象形式背后的运动，即它们背后深层结构的现实关系的批判性方法。对一个社会形态结构规律和趋势的这种科学把握同样也是对它过去的规律和趋势的把握：不是对其证明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实践中、实践决议(resolution)中知识实现的可能性，在阶级斗争中有意识地推翻那些关系，这个阶级斗争围绕着社会矛盾趋势的前进，它不仅仅是投机性的，也远不是理论投机。正如科莱蒂说的，这里我们不再囿于思维中讨论“思维存在”关系，而是在思维与现实关系之中言说它。
参考《导言》中的方法论观点来看《大纲》中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起源”和作为“当前历史的生产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篇章是值得的。
马克思讨论的资本主义方式依靠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所以货币构成了“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之一。不过一旦它向商品生产的现代形式的转型完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成),资本主义就再也不直接依赖对自身延续性历史前提的重演。“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简言之，一种生产方式出现的历史条件会消失在这个生产方式的结果中，而当资本主义“根据自己的内在本质，事实上创造出它在生产中当作出发点的那些条件本身”①设定自身时，这些历史条件会得以重组。它(资本主义)“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②。这个观点也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错误的批判之一，他们混淆了使得资本主义成为现在样子的以往条件和当下资本主义组织条件，马克思将这一错误归咎为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的和谐律看作是自然和普遍的倾向。
《大纲》和后来《资本论》表明，以下的论断将不会持续太久：《导言》中马克思关于“范畴演变”的简单评述是全盘放弃了“历史”方法，而走向了本质上是共时性、(一般意义上)结构主义的方法。很清楚，马克思有时会特别执拗地关注对资本主义某个核心范畴或关系起源的巧妙重构。我们必须将此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学”分析区别开来。从分析和理论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是作为正在进行中的生产结构、诸个生产性方式结合的“当前历史的生产组织”,而在“解剖学”方法那里，历史与结构已经是明确地被重构的。就如《资本论》中所表明的那样，对于马克思读者们的方法论要求是要同时掌握这两个方法。这样的严格要求使得他的辩证法即获得了全面性又有着特别的困难。不过人们总是会因为想要逃避马克思理论中的困难而趋于二选一(不管是选择历史的还是结构的),因为《导言》中也没有明确的依据。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
一个只关注系统持存的结构性方式是不充分的。(充分的)方式必须能够反映稳定性和破坏性两种成分的同时存在……这种双重(辩证)的方式很难建立和使用，因为人们在实践中往往会根据好恶和场合去操作它，要么把它当作是一种稳定的功能主义要么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有趣的是实际上它兼而有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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