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阵营对“文化是教育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地”这一观点的非难，以保守主义者哈罗德·布鲁姆和自由主义者理查德·罗蒂的著作为代表。这两个阵营都哀叹浪漫主义、灵感和希望被权力、政治学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话语所扼杀。在布鲁姆看来，学术团体中的自由主义批判已经被文化批判取代，其结果只能是批判自身的衰亡。布鲁姆无法忍受他称之为“身份俱乐部”(IdentityClub)的政治学。他说：“多元文化主义是个谎言，是那些庸俗的学术警察进行思想控制的假面，是我们校园里的盖世太保。”①布鲁姆希望将文化独尊于审美的超验性领域，不受表征政治学、关于公共记忆的斗争或者关于自我批评和社会批判的民主规则的束缚和破坏。布鲁姆认为，文化政治学是文化罪恶的产物，是催生了他称之为20世纪60年代的“异议学派”(theSchoolofRe-sentment)的遗响。②对于布鲁姆及其保守主义同道来说，把文化与政治关系研究斥为不正当是至关重要的。保守主义者急于为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代言，认为文化政治学贬低了被压迫者，并且同被压迫者要解决的问题毫无关系。文化政治学认为视觉文化高于印刷文化、流行文化高于高雅文化，无关解放和发布信息，实则是为标准和礼仪的倒退推波助澜。对布鲁姆来说，以《紫色》取代《裘力斯·恺撒》暗示了标准的降低和“文化崩溃的危险”①。通过将文化政治学、流行文化和学术标准的倒退混为一谈，布鲁姆很自然地掩盖了他对种族、阶级和有色人种等少数族群的蔑视，以及对他们关于被容纳进高等教育、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不文明”要求的蔑视。
理查德·罗蒂虽然不否认政治是意义重大的公共生活，但他却把政治从文化中抽象出来，并证成了某种保守的教育学和审美学解读。按照罗蒂的说法，“在文本当中，你无法以一种文化生产机制的视角发现那些灵光乍现的价值”②。罗蒂坚信，存在着理解和希望、头脑与心灵、思想和行动的严格区分。他拒斥斯图亚特·霍尔、拉里·格罗斯堡、保罗·傅立叶(PauloFreire)等批判理论家的著作，后者相信希望是一种见证的实践，是一种道德想象与政治热情的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教师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得以实现知行独创。不仅如此，罗蒂出于其他的考虑，同意布鲁姆关于优雅的叙述体之衰亡的观点，这似乎已成为许多声誉卓著的白人学者时常唱起的挽歌。
罗蒂不仅蔑视那种将文本置于更广阔的表征政治学之中、将教育理解为政治实践的观点，他同样对拒绝“谈钱”、立法或福利改革，把智力资源和批评资源浪费在“女性史、黑人史、同性恋研究、西班牙裔美国人研究和外来移民研究等学术训练上”的文化左派不满。③罗蒂认为，文化左派应该把自身改造为革新的经济左派，谈论“具体的”政治问题如改革大学资助法，废除对公共教育的地方资助，并为争取全民健康保险而斗争。这对任何左派而言都是可行的目标，但在罗蒂看来，借助研究权力在流行文化内部如何发挥“恐怖机器”①作用的话语，或是把政治学掺和到批判性话语，以及种族、性别和性的属性中而使政治抵抗复杂化、限制了政治抵抗领域的文化政治学，这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如果把围绕艾滋病、性、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斗争等问题而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也纳入政治领域，依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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