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在统治话语中，在移民群体和英国左派中也缺少黑人移民关于种族关系的叙述，就等同于一个生动的、有教育意义的案例的缺失。作为对1958年暴力事件的回应，从霸权角度论述对黑人移民的驱逐，即使是不公正的，但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被白人当权派看作是一种边缘的选区，一个绝对不会被整合到英国政体内的选举联盟。自从被定义为临时劳动力，而不是一个永久居住的群体，黑人移民被认为不会有本地的发言人来表达他们的心声。事实上，重要的——依然是无礼的——是这些定居的黑人的声音被有关诺丁山和凯尔索·科克伦案的讨论排除在外，然而，此时英国政府正与牙买加当权派合作建立英国加勒比福利服务系统。在1956年建成的福利服务系统，是为了帮助黑人移民在大都市寻找住房和就业机会。“由一个叫作伊沃·德索萨的福利联络官来负责，他是牙买加政府临时调派来的公务员。”①通过建立福利服务系统，英国政府授权给所雇佣的殖民地黑人；因此国家明确地否认那些大都市黑人移民的表征权利。英国曾被看成是白人的政治舞台，一个加勒比移民完全无法踏足的地盘。黑人领袖的权利控制范围仅仅被限制在大都市以外；在英国他们没有选举权来表达意愿。黑人在种族上被边缘化的同时，在政治上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虽然如同英联邦的公民一样，他们可以享有居住在英国的权利，但是这无法改变他们内心种族流放者的身份。在伊诺克·鲍威尔1968年“血流成河”的演讲中，他关于遣返黑人移民的雄辩滔滔，对黑人的恶意中伤，正是源于他主张黑人就好比暂时的寄居者，是一群被同化了的，种族特征明显低等的外籍劳工。英国白人阶层只是稍做努力就吸引了黑人移民在大都市里真正定居下来，如果这些黑人不是靠数量上的原因能定居，就是靠自身种族特质和文化差异才聚集起来。白人当权者对这些发展变化的反应是可以预料的，但问题是移民群体和英国左派不能够左右有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种族骚乱的讨论。在这一点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霍尔此刻保持沉默。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在移民和新左派之间象征性地搭建了一座桥梁。与大部分的西印度群岛中产阶级不同的是，选民从肯萨尔新城等地搬离，脱离了他们的工人阶级同胞，因为他们在物质上富裕起来。霍尔是那些被剥夺公民权利的移民群体中的一分子。从1958年到1960年，作为伦敦一所中学的老师，在白人暴力事件的威胁下①,霍尔护送了大量黑人学生返乡。霍尔的行为不仅仅表现了他的个人的勇气，也显示了他为都市移民所做的贡献：这些行为体现出大都市中真实存在着种族主义引发的人身危险。从新左派的理论家中分化出了移民的激进分子。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大部分时期)的英国社会，这两个集团的利益部分重合，以至于一方不断地、公开地支持另一方的斗争。霍尔对此采取不安的观望态度，希望仅通过个人调解能够达到思想上的融合——移民和新左派代表了两派截然不同的支持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居然存在着一个如此分离的现状，考虑到新左派大部分人都来自后殖民国家，如埃及。然而，如果一方能够意识到后殖民的作用，作为一种英国政治假想的表面范式，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霍尔将这一现象描述为“历史的遗忘——我想要称它为历史记忆的缺失，一种历史的遗忘，一种精神上的压抑——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有关种族和帝国的记忆突然降临在英国人的身上”②)。种族冲突和反殖民主义的紧张气氛在大都市以外的地区出现，而不是出现在中心地区。
斯图亚特·霍尔对于1958年事件的沉默应该放在这一背景的复杂性下被解读。思想上被分离，政治上被折磨，他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将他(和移民群体的)经历写进对英国种族关系的评论中。他投入新左派产生的集合效应，和他那挥之不去的牙买加过往经历，以及他无法言喻的留在英国的决定，所有这些导致了他所在移民社群的激进行为和他“公开的”政治评论之间的分歧。作为一场政治讨论，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新左派不可能参与，更不可能为霍尔对黑人群体的激进行为提供任何政治说辞。①有关移民问题的讨论还在起步阶段，还没有任何公开的讨论能够激起一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关于种族问题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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