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标志了“后马克思主义”的黎明以及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问题式的断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霍尔的意思，葛兰西是这种衰落的始作俑者，而葛兰西对文化研究的重要程度“恰恰体现在他在文化研究中以彻底的方式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遗产上面。葛兰西‘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至今尚未被人们理解，并且或许人们也永远不会将之拿来与我们正在进入的后马克思主义时代进行根源上的考量”①。——要是葛兰西得知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使者，一定会大为惊讶，乃至可能会很绝望。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朝圣之旅当中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语言学转向”,它已经“偏离了这种大致由马克思主义奠基的既定道路”②。正如霍尔所言，“理论的重塑，作为一种不得不通过语言和文本的隐喻来质问文化的结果，代表了现在文化研究必须常常定位自身的突破口”③。在霍尔看来，早期文化研究的“阶级还原论”④倾向和“文化与符号转换的简单二元隐喻”⑤已经得到了解决，其解决方法是“从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隐喻的改良版本的藕断丝连，向彻底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概念的总体理论转向”。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抛弃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转换隐喻”标志着文化研究探讨“条件与意识之间的辩证法”的努力的衰落。的确，霍尔赞同用“多元重音的对话”“隐喻”来取代“阶级对立的辩证法”“隐喻”。②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来说，相对自主性已经成为单一自主性；阿尔都塞的“支配结构”概念已经被没有中心和主导的结构概念所取代，并且历史必然性已经在历史偶然性面前臣服。
这种思想的迁移在霍尔写作《现代性的形成》一书的导言中显露无遗。霍尔将这本书描述为对那些有助于“转向现代性”的“四种主要社会过程”的检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③——“它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形构的‘发动机’”④。它们当中没有一个获得了“解释的优先权”,因为它们对于现代性的诞生都是必备要素。因此这本书“采取了一种多重原因解释”,这反映了它对“目的论”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抵制，即反对将“社会发展最终归因于某种单一原因：经济”。①用霍尔的话来说，“不像许多早期社会学观点倾向于赋予阶级一种‘主导’范畴的地位，这本书并没有采取一种明晰的等级制度或者优先原因，并且对经济还原主义持普遍的批判态度，因为在还原论中经济基础被假定为历史的决定力量”②。与此相反，《现代性的形成》一书“为文化和符号过程增加了更为显著的分量”。文化被授予了“一种更高的解释地位”,因为它“被视为非反映的，而是现代世界的构成要素：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或者社会变迁过程的要素”③。
根据霍尔的意思，这个“关键概念的多元化”④标志着知识的进步。现在现代性被理解为“不同的暂时性”“遵从非理性逻辑”⑤,“多元的结果”,以及“不均衡的、矛盾的、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事件。霍尔稍微放弃了这种将历史视为“一系列纯粹的偶然事件”⑥的观点，认为“这个形成过程并不是自主的与彼此分离的。它们之间存在各种关联——它们彼此相互接合。但是它们不可避免地聚合起来，都相互合作式地移动或者改变着”⑦。假如阿尔都塞的幽灵以霍尔的术语继续存在的话，那么这纯粹只是霍尔不断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隔离开来的幽灵存在罢了，而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还原主义的烙印。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篇章的展开，经济开始从被称为现代性的“四大进程”的中心位置上跌落下来。的确，现代性的“四大进程”文化，被定义为“社会生活的符号维度”①,这样“社会意义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实践功能的必备条件”②就显得更有决定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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