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中，雷蒙·威廉斯批评了这种非常立场，因为它必须“撤销这种存有一切决定进程的宣言”②。威廉斯指出尽管自马克思以来的上层建筑概念已经经历了许多次修订，但是“‘经济基础’这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却并没有得到较为匹配的对待”,而这又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假如我们能理解文化进程的现实性”。他指出了这种将经济基础构思为“在本质上非统一且常常是以静态的方式”存在的趋势——实际上将其“视作是一个单方面决定其他事物的客体”③。威廉斯断言这与马克思的原本立场并不一致，后者将决定的起源定位在人类的“特殊活动和关系”上。④
笔者认为威廉斯处在文化研究试图超越文化反映论的最薄弱之处：他试着通过将所有精力会聚于上层建筑的方式来反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然后再将这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基础概念原封不动地搁置一边。通过这种不平衡的努力，毫无疑问霍尔对于反映论的挑战便不可阻挡地移向了上层建筑的自主性方向，然而与此同时也保留了经济基础的自主性。而且，一旦它们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那么这就不可能以经验方式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必然的或者自由的关系。相反它们成为一系列客体、事件或者“进程”,它们的关系是外在的和偶然的。它们之间的任何“统一”完全是主观的和传统的——一种特殊“接合”的产物，即暂时打断和“固定”这种无尽的意指活动。通过主张文化的自主性来解决反映论问题，霍尔因此选择一种分析的和新实证主义的——即反对辩证法的——明晰模式，在后者的范围当中并没有一种作为自主对象或事实的事物。①
在《现代性的形成》导言中，霍尔指出：“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似乎有一个清晰的、客观的和物质的属性。它们改变了‘现实世界’中的物质和社会组织——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如何的。与此相反，文化进程一般处理无形的事物——意义、价值、符号、观念、知识、语言和意识形态。”尽管他宣称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物质进程——就像经济和政治——依靠它们效果的‘意义’”②,但是霍尔将“物质的”和“话语的”设想为不同的区域，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经由分析假定得出，而不是作为辩证的、交互的构成时刻，即威廉斯曾经所言的“一个总体不稳定的实践”③。
二十年前，霍尔曾提出文化研究的未来在于发现可以解决“非还原确定性问题”①的方法。他的方法是将这个世界包装成不同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因此就是非决定性的。实际上，霍尔返回到了汤普森对“生活经验的原料”与“规则和系统”的早期区分上来，但是与汤普森相反，霍尔将它们的关系视为任意的而非必然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策略保留了唯心主义和经济主义——这些是现代思想的孪生支柱——使得文化成为思想、语言和意义的专属领域，并且将经济转化为一种无声的、非意指实体的领域。霍尔的理论历程始于无法在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之外反思经济基础问题；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就已经将语言进行分离并给予其特权，然后再将其投射回整个社会实践。从身边的“原始材料”中自由创造意义的现代主体也开始了复兴。这种轨迹——使得符号的自主性与主体和经济的自主性彼此竞争——排除了超越经济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一旦选择将结构主义作为与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抗争的武器，文化研究本身就容易受到后结构主义对二者批评的侵害。一旦登上了结构主义的列车，无须对经济基础问题进行必要的理论工作，霍尔和文化研究就不得不借助马克思主义进行逢场作戏，并且“再次完全转向另一边”了。②
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当那些最为著名的实践者公开宣称上述言论之时，文化研究就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或许更为难堪的是，文化研究领域因此保留了经济主义——这是它曾试图彻底废止的东西。英国文化研究是20世纪一系列试图构筑非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努力当中最近的一例。如同其他既往者一般，它沿着上层建筑之路进入这一理论构筑的计划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也没能批判性地研究经济基础问题，这些努力至今无法让人满意。①霍尔的理论历程以及在其帮助下变得制度化的文化研究，为那些继续投身对文化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后继者提供了一笔宝贵的教训。假如我们能从文化研究将自身从经济主义和唯心主义当中解救出来的失败当中学习的话，那么我们或许会回想起威廉斯将文化构思为“一个总体不稳定的实践”的努力。从这一视角来看，“上层建筑(文化)”与“经济基础(非文化)”都不是自主性的。二者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具体总体中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化。意指并不是语言的独特属性，也不是文化的特殊领域，而是人类的实际活动(实践)与这些多样的过去与现在的活动“在事物以及事物的秩序之中”的物质标记，而这必定避开我们每一个人，这为我们所有人构筑了一个客观命令的领域，并且将我们每一个人镌刻进社会关系的系统当中。②由此观之，资本主义并不局限于一个叫作“经济”的领域。它也不是一个事物、进程或者力量。它是一个动态的、冲突的社会关系的系统，就此来说，它时常是一种资源、场域以及意指的对象。假如我们希望理解涉及社会总体性的文化的话，那么我们或许要注意威廉斯复议这种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基础概念的呼声，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里的经济基础概念缺乏质问。或许，我们应该开始发现“文化进程的现状”了。①
(宗益祥译 张亮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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