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已经明确提出，1845年至1846年，马克思已经建立起了他的实践哲学，“在这种哲学中，马克思既拒绝从思想中派生出生活(像黑格尔那样),也拒绝从生活中派生出思想(像洛克和费尔巴哈那样)。对马克思来说，使人类区别于任何别的有生命的物种的是他们自觉能动活动的能力——他称之为实行或实践——他用这个概念既包括思想也包括生活”②。按照科琴的理解，马克思追求的是一种关于世界的哲学、历史和社会经济的视野的整合，他构造了一个庞大、完美、逻辑严密和“科学”的思想体系；而实践哲学则为这一体系提供了导引思路，并构成对马克思思想中最深刻的力量或存在最严重缺陷的解释。
科琴指出，实践概念在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即使在今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践概念的丰富内涵仍存在低估和误解的情况。科琴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些违背马克思思想的现象；特别是随着学院化倾向的不断加剧，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或意义被降低到仅仅是关于其理论自身真或假的问题。而对于理论之意义这一逻辑在先问题的忽略，则最终导致产生了一种枯燥的形式主义，且其经常与一种同样枯燥的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倾向于认同，“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并且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是由于它能比任何其他理论更好地“解释”事实，以及它比任何其他理论都更为逻辑一致。
科琴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提出“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那么最终得到的就肯定是“纯粹经院哲学的答案”。“对实践哲学的背离，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化的首要结果或表现。”①这样，在一种莫大的历史讽刺中，马克思主义不仅失去了其政治敏锐力，而且更为根本的是失去了它的哲学灵魂和力量。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科琴呼吁，必须重新确立实践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重要意义，即实践哲学提供了一种深远的认识论和人类学的洞察力——“实践哲学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从经院哲学的枯燥中挽救出来。
在《卡尔·马克思和实践哲学》一书中，科琴专门讨论了实践哲学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代表着马克思主要知识成就的实践哲学是出自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综合，而对客观化和异化概念的“唯物主义改造”则是实践哲学的起点。在科琴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客观化和异化概念的“唯物主义改造”,是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因为从根本上讲，费尔巴哈仅仅把经验主义(“感觉表象”)哲学重新表述为一种对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式批判。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把历史过程的原因归结为人类精神的范畴(简单性、复杂性、普遍性、特殊性、公众、私人),这些仅仅是对现实的、物质的人类主体的思考所产生的结果。在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倒置的同时，他又坚决地拒绝了“思想”与“生活”的分离。也就是说，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观点，即人的解放在于人类获得对自身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以及对世界的完全理解与统治，但他反对将这种解放局限于思想或理性的王国。对马克思而言，客观化和异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既然人的被奴役是自身活动的产物，那么人的解放就要求人的活动的根本性改变，这包括人类社会的根本性改变(科琴强调，在这里马克思开始脱离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左派)。因此，马克思把实际地思想、行动的人类主体重新引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并坚持了黑格尔关于历史过程与历史进步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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