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琴指出，人类能够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跑、跳、建造、破坏、斗争、谈判、制造、修理、爱、恨等),思想只是其中之一。或者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思想是人类做所有事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且思想与这些事情密切关联。总之，思想是能动地生活、能动的目的性创造实践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正是思想的出现使人的活动成为一种行动，而不是(例如)一种反射性的回应。科琴举例来说明这一点：使伸出某人的左手成为一个“左转信号”而不是一种神经抽搐的，是(a)做出这样举动时所处的环境(例如当一个人正在骑自行车，接近交叉路口)和(b)做出这样举动所借助的思想或注意力。科琴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①
在科琴看来，如果马克思必须选择一个关于人类的本质概念，那么它必将是“行动的创造者”而非“思想的创造者”,这也是避免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一种方式。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思想与世界、现实通过人类活动、实践“已经”并且“总是”联系在一起了；反过来说，正是对思想和从人类活动、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思想的沉思，造成了几乎所有的哲学难题。对于马克思这样一种总体性实践观，科琴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代表了马克思的主要知识成就；但同时，他也不无遗憾地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在后期著作中充分利用这一知识成就，甚至实际上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倒退。
紧接着，科琴再次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证明这种观点，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第二、第八条：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①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②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③
关于这三条提纲，科琴提出了三点看法：
第一，当马克思在第一条中说“感性客体”时，他是指“感官客体”或“通过感官被认识的客体”。
第二，当马克思说“人类活动作为……一种客观的活动”时，他是指“一种直接地指向客体的活动”。换言之，马克思在此是说费尔巴哈把人对客体的感觉看作一种被动的或沉思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但是对马克思来说，像费尔巴哈那样想象“感觉客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似乎它们在现实中仅仅是“在那里”;相反，仅当人类能动地把它们作为有目的的生活的一部分时，它们才成为“感觉客体”,被人类认识的客体。
第三，应当注意在第二条和第八条提纲中，当马克思把“客观真理”看作一个“实践问题”,把“社会生活”看作“本质上是实践的”时，他并不是天真地把“实践的”和“理论的”相并列，也不是把“实践活动”和“不切实际的”思想相并列，而是在强调所有人类思想都无法摆脱成为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思想”与“世界”、“思想”与“现实”通过人类活动“已经”或“总是”联系在一起了。可以说，正是人类活动把思想与世界“联结”起来。反过来说，正是对“思想”和从实践、活动中抽象出来的“思想”的沉思，造成了几乎所有的哲学难题。
通过以上论述，科琴引入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著名也是最后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在里对“哲学家们”的指责，并不是因为他们解释世界，而是因为他们只解释世界。马克思认为，解释世界本身只是世界上多样活动的一种，关键在于有意识地把关于世界的解释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联系起来。因此他在《资本论》中开始实践这种意义上的解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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