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不苟”就是不苟且，也就是要做到“当”，即下文的“礼义之中”。不过，这里的“礼义之中”侧重的是日用常行，而不是制度仪节。以上四句后作者接着说：“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申徒狄、惠施、邓析等人有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言论，但这些行为、言论既没有实际的用途，又违背了生活的常规，因而是君子所不为的。荀子这一思想显然受到《中庸》反对“素隐行怪”的影响。《中庸》第十一章说：“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君子应当“遵道而行”，也就是要“依乎中庸”，即使不被理解、重视，也不应哗众取宠，以古怪的行为见闻于世。可见，二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荀子所说的“礼义之中”实际也就是中庸。他的这段言论即受到《中庸》的启发，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不苟》第二至第八自然段（以梁启雄《荀子简释》为准，下同）讨论君子与小人，指出了二者的差别：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而倾。
这段文字与今本《中庸》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的思想是一致的，其中“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显然即“君子中庸”，而“小人则不然”一段明显是对“小人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的发挥。前面我们已论证，“仲尼曰”一段原为《中庸》的首章，而《不苟》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强调君子、小人的对立。除了以上几段外，下面几段仍然反复陈述这一思想，它受《中庸》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在第十一自然段，也有一段与《中庸》有关的文字：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是，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说文》：“悫，谨也。”恭谨之意。悫士即诚恳恭谨之人，其与小人相对，当然属于作者肯定的对象。这段论述与《中庸》第十三章从思想到文句都十分接近：“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其中“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显然即《中庸》的“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不敢以其所独是”与“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思想也是一致的，说明荀子确曾看到过《中庸》，并受到其思想的影响。荀子重视礼，他的学说以礼为核心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由此可见，今本《中庸》在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其中“诚明”部分影响了孟子，而“中庸”则影响了荀子。如果它们是同一篇作品，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结果呢？显然答案只能有一个，即它们原来是不同的两部作品，被编撰在一起乃是后来的事情。“中庸”之外，《不苟》第九自然段也有一段关于“诚”的论述：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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