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除了个别文字外，《不苟》与《诚明》最大的差别是它在描述“诚”的实践过程中加入了“仁”“义”两个概念，提出了“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的命题。《诚明》篇认为，内在的“诚”经过“形”“著”“明”“动”“变”“化”等一系列过程，直接表现为由内而外的道德行为，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孟子将这一思想概括为“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而荀子则把诚看作实践仁、义的手段，认为“诚心守仁则形”，“诚心行义则理”。这样，荀子的“诚”恰恰是“行仁义也”，而不是“由仁义行”，是他律的道德活动而不是自律的道德行为。我们知道，在荀子那里，仁不具有道德创造性，不能直接表现为道德行为，而只是对外在规范的持守、把持，所以说“唯仁之为守”；义则是一个与礼密切相关的概念，同时又指主体的实践原则。“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大略》）但荀子的“行义”不同于孟子的“由仁义行”，它不是主体的自我决断、自我发用，而是实践外在的道德规范，用他的话说：“行义动静度之以礼。”（《荀子·君道》）“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强国》）义既节内又节外，是节内与节外的统一，但它不是以内节外，而是以外节内。所以，《不苟》虽然也使用了与《诚明》相近的“形”“著”“明”“动”“变”“化”等概念，但二者的思想却不尽相同。后者“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由内而外，自主自律；而前者则需“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经过一个向外的求索过程，将客观规范内在化，然后才能“诚心守仁则形”，“诚心行义则理”，因而是他律的、由外而内的。荀子对“诚”所做的这种改造，显然是对《诚明》及孟子夸大主观实践能力的否定，他的“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可以说是孟子“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的反命题。从这一点看，荀子的思想更接近“自明诚”，而不同于“自诚明”。但在《诚明》那里，“自明诚”是实现“自诚明”的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发明内在的诚；而荀子则根本否定了“自诚明”，他并非要发明什么内在的“诚”，而是要做到“礼仪之中”。因此，荀子对“诚”的改造并非是无意的，而是明显表现出将中庸与诚明这两种本来对立的思想统一起来的意图，使“诚”成为一种修养方法，为君子的“唯其当”也就是“礼仪之中”服务。而从荀子对“诚”的改造来看，“中庸”与“诚”原来并不是联系在一起的。
另外，与此相关，荀子对《诚明》“不诚无物”的命题也做了改造，抛弃了其中精神体验的神秘成分，而走向经验、实证。学者已经指出，《不苟》篇“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一段，是对今本《中庸》第二十五章“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所做的解释和阐发，但二者相比，又有很大差别。《诚明》的“成物”是在“参赞天地化育”的意义上说的，因而更具形上意味，而《不苟》则把“诚”看作维护天地、圣人、君臣、父子的手段，显得朴实、平易，更接近日常经验，同时也与前面的“礼仪之中”统一起来，这同样说明，荀子是在试图统一两种不同的思想，而不是征引同一部作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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