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经文提出仁义礼智圣五种“形于内”的“德之行”，即形成、表现于内心的五种道德规范，不过，这里所谓规范并非抽象、固定的教条，而是动态的活动和过程。杨儒宾先生曾根据郭沫若对《庄子·天下篇》“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一段文字的分析指出，“《五行篇》开宗明义所说的‘德之行’就是‘心术’或‘心之行’的另一种更具体的规定。《五行篇》说到‘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意指仁、义、礼、智、圣体现于心中时，其心灵即化为仁、义、礼、智、圣诸德之流行。‘形’是彰著之意，‘德之行’则指道德体现于心灵时的一种模态”[40]，应该说是基本准确的。《五行》说文在解释“德之行”时却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等概念，故说文的“德之气”与经文的“德之行”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对后者的合理延伸和发展，还是理解中的曲折和误读，便成为《五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此，杨儒宾先生的看法是：“任一行的‘德之行’都会带来与之一致的‘德之气’。比如，仁之行即有仁气，义之行即有义气等。”“在‘德之行’与‘德之气’之间，我们发现‘志’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只要志之所向，气即可随之流行。”按照杨先生的说法，“德之气”是伴随着“德之行”而产生的，并认为“这比较符合孟子学的一项重要设定：‘志至之，气次之’，亦即有什么道德意识所及之处，即有与之相应的气跟着流行”。[41]对于此，我们是表示疑问的。实际上，说文的“德之气”不仅不可以与孟子的“以志帅气”简单地相提并论，而且它本身就是针对后者“志、气二分”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而提出的，是孟子后学对孟子思想中业已出现的另一种气论的合理延伸和发展。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先对说文中的“德之气”作出分析和梳理。说文有关“德之气”的论述最先出现于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章，该三章经文分别对仁、义、礼做了细致的描述。其文云：
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五行·第十章》）
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不简，不简不行，不行不义。（《五行·第十一章》）
不远不敬，不敬不严，不严不尊，不尊不恭，不恭无礼。（《五行·第十二章》）
这里分别将仁、义、礼看作变、直、远由内而外的自我体验、扩充、发展过程，故它与前面六、七、八章的“仁之思也清……”“智之思也长……”“圣之思也轻……”，分别把仁、智、圣看作通过“思”的自我扩充、发展过程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二者之所以在表述形式上有所不同，可能是因为义、礼在一般人们的观念中往往是指外在对象而不是内在主体，若说“义之思”“礼之思”多少显得不合常理，故分别提出作为仁、义、礼内在心理依据的变、直、远，由变、直、远推出仁、义、礼。[42]而说文正是在解释变、直、远时，提出了仁气、义气、礼气的概念：
“不变不悦。”变也者，勉也，仁气也。变而后能悦。（《五行·第十章》）
“不直不肆。”直也者，直其中心也，义气也。直而后能肆。肆也者，终之者也；弗受于众人，受之于孟贲，未肆也。（《五行·第十一章》）
“不远不敬。”远心也者，礼气也……远者，动敬心，作敬心者也。（《五行·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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