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所论，简帛《五行》经文与说文在思想上是有一定差异的，在道德实践上，经文“德之行”与“行”并举，“为德”与“为善”并重，而说文则试图将“不形于内”的“行”拉向“形于内”的“德之行”，更突出了“为德”的地位与作用。在天人关系上，经文的天虽然内在于人，表现为“德”或“君子道”，但又有超越、外在的一面，是一种内在超越的关系。说文则将天进一步拉向了人，认为“德犹天也，天乃德已”，君子之所道也就是天之所道，二者是直接等同关系。另外，经文没有明确提到气，说文则提出仁气、义气、礼气，用德之气来说明经文的德之行，完善并发展了孟子一派的“浩然之气”思想。《五行》经文与说文的差异表明，其二者可能并非完成于同一人之手，而应是虽有一定学术传承，但其内部又有思想发展变化的同一学派的作品。学术界将其归为思孟学派，认为经文为子思之儒的作品，而说文完成于孟子后学之手，并非没有根据。不过这里所谓思孟学派，可能不是如以往人们所想象的，是从子思之儒到孟氏之儒“一以贯之”道的传承，而是在思想继承基础上的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孟子后学对《五行》经文的关注，显示其与子思之儒思想上的内在联系，而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理解，则反映了二者之间的某种差异。从《五行》经文到《五行》说文，正好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思孟学派内部的思想发展变化。
[1] （汉）赵岐注，（清）焦循疏：《孟子正义》，见《诸子集成》第1册，346页。
[2] （汉）赵岐注，（清）焦循疏：《孟子正义》，见《诸子集成》第1册，344～345页。
[3] （汉）赵岐注，（清）焦循疏：《孟子正义》，见《诸子集成》第1册，349页。
[4] （宋）朱熹：《孟子集注》，见《四书集注》，274页。
[5]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4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汉）赵岐注，（清）焦循疏：《孟子正义》，见《诸子集成》第1册，344页。
[8] 杨伯俊：《孟子译注》上册，1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关于该章的训释，可参见徐圣心：《〈孟子〉“天下之言性”章异疏会诠及其人性论原则》，载《成大中文学报》（台湾），2005（13）。
[9] 据台湾“中研究”院士黄彰健先生告知，傅斯年先生当年写《性命古训辨证》时，就因为读不懂此章的内容，而没有将其收入。黄先生后写有《释〈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章》（见所著《经学理学文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释“故”为“有所事，有所穿凿”，认为此章是孟子批评杨朱“全性葆真”的自利思想，受到傅先生的赞赏。当黄先生得知我准备写作此文时，主动将其著作赠送于我。读黄文后，使我获益非浅，但在对该章的理解上，我与黄先生仍存在较大分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于该章的艰难探索过程。
[10] 参见刘昕岚：《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笺释》，见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34页；陈宁：《〈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人性言论初探》，载《中国哲学史》，1998（4）。
[11] 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见《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200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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