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想先译两本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换换口味，再回到巴尔扎克。而下一册巴尔扎克究竟译哪一本迄未决定，心里很急。因为我藏的原文巴尔扎克只是零零星星的，法国买不到全集（尤其是最好的全集本），所以去年春天我曾想托你到日本的旧书铺去找。再加寄巴黎的书款如此不易，更令人头疼。
最近我改变方针，觉得为了翻译，仍需熟读旧小说，尤其是《红楼梦》。以文笔的灵活，叙事的细腻，心理的分析，镜头的变化而论，我认为在中国长篇中堪称第一。我们翻译时句法太呆，非多多学习前人不可（过去三年我多学老舍）。……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
杨绛译的《吉尔·布拉斯》（Gil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erpretation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译经锺书参加意见极多，唯锺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
《夏倍上校》阅后请示尊见。我自己译此书花的时间最久，倒不是原作特别难，而是自己笔下特别枯索呆滞。我的文字素来缺少生动活泼，故越看越无味；不知你们读的人有何感觉。我很怕译的巴尔扎克流于公式刻板的语句。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讲到一般的翻译问题，我愈来愈感觉到译者的文学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都在内。而这些大半是“非学而能”的。所谓“了解”，其实也是天生的，后天只能加以发掘与培养。翻译极像音乐的interpretation，胸中没有Schumann的气息，无论如何弹不好Schumann。朋友中很多谈起来头头是道，下笔却无一是处，细拣他们的毛病，无非是了解歪曲，sense不健全，taste不高明。
时下的译者十分之九点九是十弃行[5]，学书不成，学剑不成，无路可走才走上了翻译的路。本身没有文艺的素质、素养；对内容只懂些毛皮，对文字只懂得表面，betweenlines的全摸不到。这不但国内为然，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单以克利斯朵夫与巴尔扎克，与服尔德（Candide）几种英译本而论，差的地方简直令人出惊，态度之马虎亦是出人意料。
我在五月中写了一篇对“文学翻译工作”的意见书，长一万五千余言，给楼适夷，向今年八月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筹备会提出。里面我把上述的问题都分析得很详尽，另外也谈了许多问题。据报告，周扬见了这意见书，把他原定七月中交人文社出版的修订本AnnaKalerina，又抽下来，说“还要仔细校过”。
平时谈翻译似乎最有目光的煦良，上月拿了几十页他译的MobyDick来，不料与原文一对之下，错得叫人奇怪。单看译文也怪得厉害。例如“methodicallyknockedoffhat”译作“慢条斯理的……”“sleepysmoke”译作“睡意的炊烟”。还有许多绝对不能做adj.用的中文，都做了adj.。所以谈理论与实际动手完全是两回事，否则批评家也可成为大创作家了。
此外，MobyDick是本讲捕鲸的小说，一个没海洋生活经验的人如何敢着手这种书？可是国内的译本全是这种作风，不管题材熟悉不熟悉，拉起来就搞，怎么会搞得好？从前鲁迅译日本人某氏的《美术史潮》，鲁迅本人从没见过一件西洋美术原作而译（原作亦极偏，姑不论），比纸上谈兵更要不得。鲁迅尚且如此，余子自不足怪矣！
近来还有人间接托我的熟朋友来问我翻译的事，有的还拿些样品来要我看。单看译文，有时还通顺；一对原文，毛病就多了。原来一般人的粗心大意，远出我们想象之外，甚至主句副句亦都弄不清的，也在译书！或者是想藉此弄几个钱，或者想“脱离原岗位”，改行靠此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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