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过，康德的伦理学中还有无可争议的优点——他摈弃了伦理学的所有形式。他将善与恶的价值看作由特定的目的决定的，甚至是由所有将“人、行为或意愿与目的（最终目的）的关系”看作“对善与恶价值的有意义的应用的构成条件”的伦理学决定的。如果一个人能够从目的的内容获得非形式的价值，或者说，如果价值只有在它们被看作任何目的的手段时才是有价值的，那么，任何想要证明非形式的价值伦理学的企图一开始就应该被摒弃掉。原因很简单，这样的目的（比如，一个团体的福宁）不能再继续拥有任何道德价值，因为后者的起源只能因由其自身，并且只可能从对服务于目的的手段设计中得到意义。这只是一种对目的概念与价值概念间关系的精确分析，从中表明康德的“所有非形式的价值存在于与设置目的的意愿的关系之中”的主张是否还是正确的。[25]
欲求，价值，目标。当一个人谈及目的时，与欲求（Streben）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必要给出了。[26]反过来说，只要有欲求（无论何种形式的欲求）出现，就无法谈及目的。从大多数形式理性看，目的只是一些东西（例如可能的思考、表现或感知）的内容，它以将要被实现的形式被既定，无论被什么东西或被什么人。无论与目的（关于理性或条件的逻辑关系）的内容实现（说得更好些，就是现实）相关的东西是什么，从形式理性来看，就是为了目的的手段。根据这个关系的本质，手段与目的之间没有那种暗示的暂时区别，实现因素是否是欲求，意愿，或者说得更宽泛些——精神的东西，这并不重要。而且，当我们将目的施用于一些东西上，或者当我们将有目的的某个东西的一些部分看作目的，这些都不是明确的目的性活动。然而，有两点对于目的来说非常重要：（1）相关的内容属于（理想的或直觉的）内容图景（相对于无图景的价值）的范围；（2）这个内容以“将要被实现”的方式给定。这并不是说它不能同时为真。与将来的联系并不属于目的的本质。因为，一个真实的构成物（Gebilde）也是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目的的（这个目的可以设置在结构内部或外部）。但是，只要内容从属于目的，它必须出现在理想且应然的既定模式中。至此，这种将要被实现不是反对那些正被实现的东西，而是反对所有外在于整个应然与非应然领域（这个领域只能被看作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客体）的内容。因此，对于所有目的概念的每一种应用，以及一些东西的应然与非应然等，一种应然的事态是基础。
我们经常听到的两种主张是没有根据的。一种主张是，目的的概念只有在精神的领域或人类的意愿中才能被基本实现；另一种主张是，运用这个概念的神学推理，可以超越这个领域之外。一个人可以在“对精神客体的内在理解”缺失的情况下谈及目的。顺便讲明，这也是康德的正确观点。他将形式理性的“有目的性”看作“其理念形成其现实基础的东西”。其中没有错误的限制。但是，这种定义并不包括有关的有目的性（它并不属于自己的本质）的因果关系。因为，即使当我们知道作为现实基础的理念被排除在外，我们仍能意义充分地谈及目的。
无论何时，当我们提及意愿的目的（或者意愿的人的目的）时，我们关心的只是一种目的观念的特殊应用，而不是它原初的、唯一的存在和显现的领域。意愿，人等倾向于实现既定，同时也是因为它们被给定一种应然才能被实现。当我们说意愿为其自身设置了目的，我们为自己设置了目的（以及所有类似的表述），这个设置从来就不属于目的的本质（针对这个特定的目的而言），而只属于这个特殊内容（即，目的通过我们被实现）本身。
当我们发现，目的只出现在我们欲求的一个明确的水平上，情况就十分清楚了。
在欲求中，目的和目的的内容并非都是既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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