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戈夫曼的说法，行为的情境描述了那些激发事件性和宿命感的期待机会的条件。用一个更古老的成语来说，它们就像机会结构一样。一种行为的情境为激发与环境的事件性和决定性关系提供了资源。让我们跟随戈夫曼深入一步：从……碰碰运气开始，我们进入因果性；从那里变成了那种命中注定的尽职尽责……从那里到行为——都是一种值得颂扬的自我决断的活动。并且，我们看到了这种命中注定，许多人都会回避，有些人出于某种原因会认可，而有些人则创造了一种可以专心致志于其中的环境。一些有意义和特殊的东西似乎涉及行动。(Goffman,1967,214)
假如我们不理会启发戈夫曼的人格概念的限制经济是一种自我表现和自我保护(其功利主义光环),那么就仍然可以跟随他来理解作为一种人格考验的行为情境的吸引力。
鉴于这些关于人格性质的争论，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行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很明显，正是在行动的时刻当中，个人有时在关键的时刻向自己，有时向他人展示其行为风格的风险和机会。性格冒险，一个单独的漂亮的展示可以看作具有代表性，而一个糟糕的展示却不会轻易得到原谅或不会有重新尝试的机会。要展示或表达性格，要么我们强大，要么造就我们的性格。简单地说，自我可以自愿地接受再创造。(Goffman,1967,237)
这应该能够具体说明第七章提到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底 278蕴。戈夫曼关于“间接体验到的命运感”的观念，使我们能够掌握对生产性的重视如何在想象性结构中被取代和浓缩的方式，这种想象性结构把所有的机会都看作痛苦的场合，也由于这种挑战而被看作是令人兴奋的。我们可以开始把城市居民想象为行为者，从行为承诺的角度“寻找”情境。现在，行动是指使性格问题发挥作用的机会。这与巴塔耶的爱欲观念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这个概念中，人类行为者“把他的存在置于疑问之中”(Bataille,1962,29)。在这里，我们不是简单地按照找路的模式，即按照在城市地形空间中找到自己的路的模式来设想社会行为者，而是把社会行为者看作由行为的预期及其所承诺的性格更新来指导的人。
为了这种满足信念和连续性的基本要求，我们在一种根本性的错觉中受到鼓舞。这就是我们的性格。这完全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不会改变的东西，不过，它仍然是不稳定和可变的。性格方面的可能性激励着我们，在我们所接触的社会活动的每一个时刻努力更新自己，特别是在社会活动中；正是通过这些更新，旧的惯例才能得以维持。在我们所面对的时刻，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赢得的，这样社会才能面对不同的时刻并且战胜它们。(Goffman,1967,239)
在这个概念中，性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为社会行动者梦想的作用，即更新既是可能的，也是被情境性嵌入的。难道我们不能把这一概念与城市景观联系起来，作为呼唤或质询行为主体的空间和环境的允诺镶嵌图吗?这使我们开始反思，在面对日益加剧的一致性时，一些城市的特殊性和持久性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矛盾，人们认为这种一致性消灭了城市的个体性。例如，如果纽约、伦敦和东京被认为是全球城市的典范，它们被经济标准化和企业涌入的浪潮所淹没(Sassen,1991和1994),那么它们作为集体完整性中心的持久力，或许就在于景观如何使社会行动的想象性结构变得更加丰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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