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不管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公司一致性的外部表象如何，但是，作为一种行为场所的城市感仍然没有形成。我们不是在谈论伴随着城市变化而来的装备，如中产阶级化、滨水区项目，也不是在谈论吸引旅游业的资源。城市以不可还原为这些条279件的各种方式为它们想象具有事件性和决定性的生活提供了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作为“世界文化之都”有望成为可能——作为社会情境地形学的一部分——一种预示着性格更新的事件性和决定性的想象性结构。我们能够开始探索的东西，正是这种饶有趣味的假设。
假如说，雷蒙·莱德鲁特所谈到的爱欲私人化及其和解似乎体现了现代城市的特征(他所指的是意义丰富的历史行为的消失),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首先从其社会空间生活中的事件性和决定性参与感的消失的角度，把这一点理解为各种行动情境所提供的机会前景的消失。
这一概念允许我们用一种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方式研究城市居民的生活——各种日常工作和惯例——往往把她对空间的定位看作想象性的，而不仅视为对她进行惩罚的一种剥夺，就像批判理论及其对闲逛主义和作为消费者的城市居民的私人化的沉思冥想所做的批判认为的那样。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始想象，城市生活的积极面为何是其想象性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戈夫曼把两种角色区分开来，一种痴迷于安全和保护，另一种则寻找兴奋和刺激。第一种角色类似于在寻路模式中描绘的行为者，为了完成一项实际的任务而在城市空间中大胆选择自己的道路，另一种角色则被设想为给这样的地形赋予一种富有事件性和宿命感的期待。正如戈夫曼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可能会扭转这种看法，并将这种类型学应用于情境本身。
在寻找行为在何处时，人们获得了对世界的一种浪漫划分。一方面是安全而寂静的场所、家、在商业、工业和职业方面的良好协调角色；另一方面是所有那些产生表达的活动，要求个人把自己置于边界之上，置于危险时刻之中。正是由于这一对比，我们几乎塑造了我们所有的商业幻想。正是这种对比，流氓、罪犯、骗子和运动员们都获得了自尊。也许，这是为了我们利用他们的表演仪式而支付的报偿。(Goffman,1967,268)
从我们对城市以及巨大变化的经验来看，从某种根本性的意义上说，城市的性质与它为性质的肯定和更新、为决定性表现的情境提供机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把他们自己置于边界之上”,并且在这些机会中，兴奋和无法估量共存，难道这不是可能的吗?这就要求我们考虑两种活动，它们都处于这种事件性和决定性机会的边缘。一种是戈夫曼所掩盖的作为“消磨时间”的活动，被用来当作一种无事件性的范例；另一种是步行的活动，他在文章中对此保持沉默。然而，在这两种意义上，消磨时间和步行都为深化我们对城市行为概念的理解提供了机会。根据戈夫曼的说法，与集体组织的“严肃工作”不同，消磨时间是“休息时间”活动种类的一部分，这很可能是成问题的和无动于衷的，“严肃工作要求个人努力适应其他人的需要，为了履行他们自己的义务，这些人指望他提供用品、设备或服务……[保存]其作品和交付以及处罚……假如他没有完成的话……的记录”(Goffman,1967,162-163)。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打发时间，虽然有问题，却无关紧要。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样一种问题，即消磨时间如何能够被转变，如何被转变为决定命运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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