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印欧语（特别是英语）与汉语差异性研究的不断升温（这方面主要得益于文化语言学研究、跨文化语言对比研究等新兴语言学科的研究成果），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印欧语与汉语的差异性表现为一种奇妙、工整的不对称性，即你所有正是我所无，我所有正是你所无；或准确地说，你所强者正我所弱，我所强者正你所弱！而这种不对称性并非人为的摆置，而是一种自然的显现。由此构成一种完美的互补、共扼格局，让人回味不已。这种差异具体表现在音、形、义诸方面或字、词、句、段、篇诸层面。下面，我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视觉偏向与听觉偏向
这是从认知器官方面做出的划分。表明两种语言在认知途径和语言的基本单位——字和词上所具有的偏好与优长。概括地说，汉语具有视觉偏向，印欧语具有听觉偏向。[12]对汉语来说，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最初从原始图画发展而来，所描摹的是人的视觉感官获得的信息，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视觉形象远比声音形象有更强的表现力，所蕴含的信息量更大（视觉器官是人类感知世界的最主要的通道，其获得的外界信息量约占所有感官获得信息量的80%），因而汉字遵奉以象示意的原则，直接在表象的层上面捕捉所指事物的主要特征。这一原则即使到文字系统发展比较成熟以后，也是如此。而且，最早的古代汉语没有记音符号。后来的汉字表音，并无一定的符号标准，所以当时的字的读音多采用“读若某”或“读如某同”等。再后来采用“反切”方法，繁难而无法使用。这一点恰好说明，汉语对注音不太重视。虽然汉语对音高变化比较敏感，其中“声韵”是汉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具有辨析词义、表达情感等功能，但这种情形并不表明汉语的语音和音位结构具有明显的语法功能。此外，汉语语句中音节之间是以“断奏音”（staccato）的方式过渡的，这种方式只能匹配于音形义组合成的、以孤立音节为单位的方块文字。再加上，汉字在汉语体系中的突出地位与作用，汉字具有明显的规范汉语体系的功能。
李约瑟注意到中国语言在语音上的贫乏。他说：“在中国文字的演变中，最大的发明是限定语音字。”[13]传播学家罗伯特·洛根将汉语当作“语标文字”。认为这种文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每个语词用一个视觉符号来表示，并用象征手法（表意词）或表形手法（象形词）指代或描绘对象。他说：“中国文字系统只有一定程度的拟声性，需要记住大量的视觉符号，才能读书写字。”[14]并引用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1976）关于英语有75%的拟声性、汉语仅有25%的拟声性的统计数据加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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