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袁毓林（1995）注意到汉语词类的原型范畴特征，即汉语词类是根据词与词之间在分布上的家族相似性而聚集成类的。[19]类似地，王寅也指出，汉语构词的主要方法之一是“修辞语+中心概念词”，即常用的基本层次词通常突出表示其“义类范畴”。这种构词法使得汉语中的词具有明显的义类范畴标记。[20]我们知道，原型和义类就是表象性的事件、现象等，只不过是概要化、典型化的表象罢了。徐通锵（1997）认为，汉语充分体现了汉民族“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汉字采用这种方式，体现了汉语结构的“图像性”特点；汉语复合词的编码格局是单字编码格局的延续和发展。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象似性的编码方式。[21]
相反，欧洲语言以语音为本位，字母文字则主要记录语音，基本上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位，因而字形与字的读音有着较强的一致性。由于字母文字与它所指称的事物之间没有“形似”的关系，字母文字在“反映”外在事物方面体现出一定的间接性[22]；又由于诉诸听觉的信息远远不及诉诸视觉的信息，由听觉形成的音节与对自然、经验的“切分”“配列”就成为至关紧要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清晰的分节性的音素和音节以及逐步抽象化的字母符号，不仅记录着人们的经验，而且表达着人们的主观意念。在这里，拼音文字和音节语言采取了以简驭繁、有所取舍的原则，即当有限的语言符号“切分”“配列”事物和人们的经验时，它力求把握的是事物及其关系最明显的特点和属性，而不是这些特点和属性以外的其他特征。这样，“表示客体的词，一旦从所指称的和命名的现实客体的感觉情况中被抽象出来，它们就可以用来表示非现实客体，和这些客体的类别，或某些类型或具有某些性质的全部客体”[23]。这些类别化的“客体”就是概念，或接近于概念化的“心理实体”。
在这点上，洪堡特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外部事物对人的所有感官同时产生影响，而语言则仅仅通过听觉印象来表现外部事物和心灵的内在运动。”[24]这个“表现”过程，他认为是经历了“直接的模仿”“非直接的模仿”（模仿声音和事物所共有的属性）和“通过所表达概念的类似性而形成的语音相似”这三个阶段。但是，现实世界却是丰富多彩的，语音要完整地记录外部事物及其属性，并能让使用语言的人从中提取出其意义，就必须满足语音辨别的精细化。这样，语言的“分音节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具体来说：“分节性使得人们有可能根据一定的感觉和规则，利用一些具体的词的要素构成数量不定的其他的词，从而在所有的词中间建立起一种与概念上的类似性相吻合的类似关系。”[25]
三、“意合”偏向与“形合”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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