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语言与经验、语言与逻辑的关系来确定不同语言类型的。关于“意合”与“形合”的划分，早在20世纪40年代，语言学家王力（1945）就指出：“中国的复合句往往是一种意合法，在西文称为parataxis，……parataxis在西洋语言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中国语里多用意合法，联结成分并非必需，西文多用形合法，联结成分在多数情形下是不可缺少的。”[26]由于王力先生在语言学界的影响，更由于语言对比研究中有说服力的材料的不断增多，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语言学界有关中西语言主要差异的“意合”“形合”问题的讨论，渐成关注的焦点。多数学者认为，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是中西语言的主要差异。所谓“形合”（hypotaxis），指借助于语言形式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所谓“意合”，指不借助于语言形式手段而只借助词语或句子的意义或逻辑联系实现它们之间的连接。前者注重语言形式上的接应（cohesion），后者注重行文意义上的连贯（coherence）。[27]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在英语中，“形学”和“意合”基本上是句法概念，主要用于表示词语和分句间不同的连接或排列方式，具有单一的线性特征。国外学者正是从句法的意义上来理解“意合”“形合”的。而这种理解与国内学者基本上从语言的基本表现手段上来讨论“意合”与“形合”问题，有一定的差别。[28]但不管怎样，“意合”与“形合”仍然被认为是体现了中西语言差异的最基本特征。
可以举一些例子加以说明。我们知道，在构词或词法方面，欧洲语言具有明显的词汇形态标记。例如，动词是印欧语当中最富于形态变化的词，包括时态、语态、语气以及与名词的数的一致性等方面。研究表明，古希腊语动词最大的特点是变位，即动词变化形式按照词素或音素组合所负载的“义元”确切地表示现实情境来进行。为了使有限的数量形态应对无数的现实场景，古希腊语尽可能多地增加动词的变化数量。据统计，其动词变化形态达近三百个之多。[29]相比之下，古汉语不具备如此之多的动词形态变化。除了动词，欧洲语言名词的性、数、格均可在词的形态变化上体现出来。这显然与音本位的语言或拼音文字有关。例如，英语词重音位置的变化具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功能，它在构词造句中起着语音标志的作用。与英语的名词复数形式相比，汉语除了在指人的普遍名词后面黏附一个“们”字以表示多数外，一般没有数的语法形式。其他词汇形态标记实际上要从上下文的逻辑和语义关系的分析中得到。在句法层面上，句法正是欧洲语言结构组织的中心，它体现了语言各形态要素和组织要素的形式化，表现了句子或命题内的词与词之间的搭配和组合关系。通常情况下，句子是不能省略主语的，除非省略的主语能够伴随着形态识别标记，否则句子在结构上就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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