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特别比较了欧洲语言和美洲语言分别对科学思维的影响。他说：“英语中的术语，如‘天空、山峦、沼泽’（sky，hill，swamp）使我们将连续的自然中某些难以捉摸的方面看作是独立的物体，就像桌子或椅子那样。所以英语以及类似的语言使我们相信，宇宙是与词相对应的独立物体和事件的集合。古典物理学和天文学就蕴含了这样的图像——宇宙是由相互分离、不同大小的物体集合而成。”[9]而美洲语特别是霍皮语能够以事件进程的方式（包括主观体验）来描述时间。同时，“我们已经看到霍皮语如何细致地描绘出可以被称为‘原始物理学’的特定领域，看到它如何根据形变过程的基本类型，将所有振动现象加以分类，其分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真正的科学精确性。霍皮语对自然界某个领域的分析可以自由延伸，总体上与真正的物理学并行不悖。这种延伸非常适合用来分析完全属于现代科学技术世界的大量现象——机器和机械装置的运动、波动过程和振动、电力现象、化学现象。这些现象霍皮人从未听说过或想象过，我们自己也不知该如何确切地命名。事实上，霍皮语能比我们最新的科学术语更好地处理这些振动现象。”[10]据此，沃尔夫大胆地做出一种判断：近代以来的科学世界观是根据西方印欧语言的基本语法特征概括而成的，它并不代表人类科学（理性）的顶峰；现代科学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突破西方印欧语的“方言”（dialects），彻底摆脱机械的、实体性的、空间化了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通过吸纳包括霍皮语在内的美洲语和非洲语的营养，以便在更高层次上构筑新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
最后介绍莱科夫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认知语言学为我们认识印欧语与汉语的差异提供了新的空间。认知语言学（包括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理论）把语言看作是与人的大脑神经构造和心智模式相关联的认知现象，强调用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活动背后的认知机制。以著名语言学家莱科夫为代表的所谓“第二代认知科学”进一步强调语言活动的客观现实前提和感性活动基础，把语言的生成看作是客观现实、生理基础、具身经验、认知方式、知识结构等多种主—客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一反传统语言理论中把语言看作是自治的、抽象的形式化系统的观点，主张以概念的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通过对语言认知过程中原型范畴、意象图、认知模型以及隐喻诸环节的分析和研究，全面阐述语言构造的机理及功能作用。例如，莱科夫等认为，抽象概念之前的身体经验至少存在两种结构：①基本层次结构（basic-levelstructure）：如“家具—椅子—摇椅”“交通工具—汽车—赛车”等，这显示了人类范畴的一个基本层次结构，包括上位范畴（superordinatecategory）—基本水平范畴（basic-levelcategory）—下属范畴（subordinatecategory）。②意象图式结构（image-schematicstructure）。指那些在我们日常活动经验中反复出现、相对简单的结构和空间方位关系。前者如容器（container）、路径（path）、力—动力（force-dynamic）等图式；后者如部分—整体（part-whole）、中心—边缘（center-periphery）、近—远（near-far）等图式。意象图式是通过身体活动来理解的。[11]
认知语言学理论是作为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语言学传统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后者以西方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哲学为基础，热衷于语言的形式分析、抽象概括和演绎推理，把语言看作是与人的感性活动、心理状态、意义生成等完全相隔离的纯客观的系统。应当说，这种传统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印欧语言的基本特征，可看作是西方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本土”语言理论。其不足是，它不能充分概括印欧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现象以及西方语言自身发展中所出现的新现象。新的认知语言学恰恰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桎梏，注意到传统语言学所没有注意到的语言现象。它基于认知科学视角所展开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不同语言的差异的来源应当从认知方式、概念结构的差异中去寻找；使人们认识到任何语言都有其客观前提和人的感性活动基础，语言的形式与语言的内容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等。其中对语言象似性（iconicity）、语义分析和隐喻等方面的强调，为说明印欧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现象开辟了新的道路。我认为，认知语言学所开辟的新道路以及国内学者对汉语认知现象的深入研究，为进一步揭示出印欧语与古汉语之间的不对称性以及这种不对称性的认知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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