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自然谈起，如果我们怀有这种宗教渴望，就会很自然地像马可·奥勒留[3]一样感叹：“啊，宇宙！你最大的愿望便是我的愿望。”我们的《圣经》和传统告诉我们，有一个上帝创造了天和地，并注视着它们，把它们看作美好的。然则，依据我们更切近的了解，这天地可见的表面却根本不让我们进入任何理智的统一体。我们可能赞赏的每一种现象都紧接着某种与之相反的现象，将它对心灵的全部宗教性影响剥夺得干干净净。美与憎恶、爱与残忍、生与死无法消融在一起。渐渐地，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俗不可耐的东西，它们代替了古老而温暖人心的为人所爱的神的观念，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这力量既不是恨，也不是爱，但却将所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地卷入到一种共同的劫数之中。这是一种神秘的、不吉祥的、噩梦般的生活观，其奇特的恐惧感或毒害性显然在于我们把两种不可能一致的东西搅在一起：一方面在于我们对一种整体生活精神抱着执著的希望；另一方面是我们固执地相信，自然发展的过程必定是这种精神充分的显现和表现。此种特别的于生求死的（death-in-life）的悖论和忧郁滋生的困惑，恰恰存在于这种假设的包裹着我们并拥有着我们且我们应当分享之的精神存在，与通过可见世界而得以显露的这种精神品格之间的矛盾。卡莱尔在其《永恒的不》一书中那不朽的篇章“缝纫师的反复剪裁”里表达了这一结果。可怜的图菲尔斯德罗克这样写道：“我生活在一种持续、无限而痛楚的恐惧之中；面对我一无所知的一切，我颤颤抖抖、战战兢兢、忧心忡忡：仿佛天上与地下的一切都会伤害我；仿佛天地只是一个鲸吞一切的魔怪向我张着它无边的血口；在这天地之间，我心绪忐忑，惶惶不可终日，等待着被吞噬。”
这是沉思性忧郁的第一阶段。任何无理性的兽类都不会有这种忧郁；任何无宗教情感的人都不会被这种忧郁所吞噬。它是遭受挫折的宗教要求的病态战栗，而非动物式经验的纯必然的结果。假如图菲尔斯德罗克并未对混沌的世界寄予本是无限的信任和爱的话，他也许就会设法应付这种总的混乱和令人苦恼的世界经验。假如他可以零碎地遇到这些东西，对这些东西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精神毫无怀疑，避开痛苦的部分，珍惜甜蜜的部分，随遇而安，随时而定，那么，他可就会曲折地走向一个轻松的目的地，就不会觉得有任何责任去无病呻吟、长吁短叹了。对于这个世界的痼疾来说，轻率的心态或者“我不在乎”的心态，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和实际的麻醉剂（anaesthetic）。但是，且慢！在图菲尔斯德罗克和我们其他人的身上有某种深刻的东西，它告诉我们，在世界万物中有一种我们应该忠诚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的缘故，我们必须保持严肃的心态。于是，内心的热望和冲突便也被保持着，因为自然可见的表象没有显露出这种精神，而我们在现阶段的探询中并未设想我们自己已超越可见的自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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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书籍 描述伦理学属于规范伦理学范畴。这种观点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