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毫不犹豫地向你们坦率而真诚地承认，在我看来，这种真实而纯真的冲突，证明了人们朴素而简单信奉的自然宗教不可避免地破产。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时代，那时，莱布尼茨式的数学家们头戴奇异的假发创造了各种神正论，而在一座已建立起来的教堂的马厩里养肥的那些官员们，则可以通过各种内心的法门和用玫瑰花图案织成的环形彩带，来证明存在一位“世界之道德和理智的发明者”。然而，这些时代已是过眼烟云；而我们正处在19世纪，通过我们的进化论和我们的物理哲学，我们已经对自然有了极为公平而深刻的了解，以至于我们不可能毫无保留地去崇拜任何上帝，把她看作这些品格的一种充分表现。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善与义务是从自然开始产生的；但是，我们大家同样也都知道，恶也起自自然。可见的自然全都具有可塑性和冷漠感，正如人们可以如此称它的那样，它是一个道德的多样体（amoralmultiverse），而不是一个道德的宇宙（amoraluniverse）。对这样一个娼妓，我们不该有任何忠诚；我们无法与整体的她建立任何道德的共享；我们可以自由地对待她的各个部分，或是遵守之，或是消灭之；在慢慢与她交往时，我们得看她的特殊品格是否有助于我们实现我们的私人目的，我们是自由的，除了慎重的法则以外，我们不必遵循任何法则。如果确实存在一种神圣的宇宙精神，自然也正如我们对她的了解一样，根本不可能成为人的终极圣旨。或者，根本不存在任何在自然中显露的精神；或者，这种精神只是不充分地显露在自然之中；而且（正如所有较高层次的宗教经验假设的那样）我们所谓的可见自然或此一世界必定只是一层面纱和表面的阴影而已，她的全部意义都存在于一个补充性的、看不见的世界或另一个世界之中。
因此，我不得不认为，自然对于我们人类总体上有一种收获（尽管她可能因某种诗化的构成性质而似乎只有一种非常可悲的失落），这种收获是，自然主义的迷信、对自然神的崇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早应该开始放松它们对有教养的头脑的控制了。事实上，如果我想要毫无保留地表达我个人的意见，我应该说（尽管我的这种意见在某些人听来多有亵渎，不大顺耳），走向健康的终极性天人关系的第一步，是采取反叛这样一种上帝存在之理念的行动。这种反叛本质上就是我前面所引卡莱尔的那段话后他接着描述的那种行动——
“‘你何故像一个懦弱者那般永远地萎靡不振、呜咽哭泣、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呢？卑鄙的两足动物！……难道你没有心脏？难道你就不能忍受任何沉重？你是像一个自由的孩子那样——尽管他是一个流浪者——将地狱踏在你的脚下？还是让它来耗尽你的生命呢？那么，就让它来吧！我将迎接它、反抗它！’而且当我这样想时，一股烈火涌上心头，燃烧着我的整个胸膛；我永远地挣脱了怯懦的恐惧……”
“所以，永恒的不敲响了威严的钟声，将我从我的存在和我的我之休眠中警醒；从此，我的我终于站起来了，我站在上帝创造的国王面前，我的生命中有了反抗的记录。这种反抗是我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用一种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可以把这种反抗合适地称作尊严和违抗。永恒的不说过：‘记住！你是个没有爹娘的孩子，你是流浪儿，宇宙就是我的！’现在，我的完整的我可以回答上天：‘是的，我不是你的，我是自由的，我永远憎恶你！’”图菲尔斯德罗克和卡莱尔补充说道：“从那一时刻起，我便开始成为一个人。”
我们可怜的朋友詹姆斯·汤姆森也同样写道——
在这悲哀的世界上，谁是最可怜的人？
我想是我自己；然而我宁愿成为
我悲惨的自我，也不愿成为他——
那个失去了自己尊严的他。
最卑贱的东西也不如你卑贱，我的上帝！我的主！
因为它从你身上赢得了它的存在！
万能的创世主，你是我的敌人！你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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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书籍 描述伦理学属于规范伦理学范畴。这种观点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