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各级各类师范院校都把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世界教育史纲》和康斯坦丁诺夫、米定斯基、沙巴也娃合著的《教育史》以及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等作为基本的教材。教师在进行系统讲授之余，也要求学生进行全面阅读，了解各教育学家的基本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以提升自己的教育素养，获得深层次的教育体悟。1951年，沈颖等人翻译了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郭从周等人翻译了冈察洛夫所撰写的《教育学原理初稿》。1952年，于卓等人译介了叶西波夫等合著的《教育学》(上册)。1953年，陈侠与丁酉成等人翻译了斯米尔诺夫编著的《教育学初级读本》。林子勋与房汉佳也分别于1966年和1969年翻译了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莫尔曼编写的《比较教育》以及《比较教育制度》。②
1957年至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一批外国教育家原著,如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马卡连柯全集》《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福禄培尔的《人的教育》、杜威的《经验与自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和《文明概论》等。①这些著作开阔了中国学校师生的教育眼界，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世界最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更新教育知识库，把握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动向，从而为中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积累更丰富的基础知识以及研究材料。20世纪60年代，王承绪先生带领下的杭州大学教育系和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合作编译《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该书成为许多师范类学校教育系的参考书目。
随着世界局势的迅速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破裂，1961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对我国的课程设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文件规定5年制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的必修课中必须有大约70学时的“外国教育论著选读”,把“苏联教育现状研究”排除在外国研究专业选修课之外，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流派研究”“外国教育现状研究”等，以便及时了解各国教育基本发展现状。②
尽管没有正式恢复“比较教育”在高等师范院校中的必修课程地位，但各师范院校也在关注国外教育发展动向，重视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如杭州大学启动学校课程学习内容变革，要求打破对教育系学生主讲苏联教育以及人民民主国家教育的局限，对高年级教育系专业学生讲授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以及西德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现状课程③,以使高校师生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发展潮流。
二、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
基于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比较教育学术机构和比较教育学术期刊得以产生。以北京师范大学为首的一批高校开始着手创建外国问题研究专门机构，《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资料》以及《日本教育情况》等专业期刊相继出现，初步构建起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术交流框架。
(一)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20世纪60年代，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变得日益密切。党和教育行政部门更加关注国外教育的发展和教学研究工作，我国逐渐产生了一批专门研究外国教育问题的学术研究机构或研究室。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为了有效推进“高校六十条”的实施，全面提升中国教育质量，中国开始着眼于建设比较教育学研究机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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