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设立外国高等教育情报资料室，以及在清华大学设立外国技术教育情报资料室。②这些资料室的任务在于收集、整理、编译外国高等教育以及中等专业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动向方面的教育情报资料，供领导研究参考。③同时，教育部直属的高等院校也开始招收专门研究外国理论与现状的研究生，助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同年5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以及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共同批准了教育部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再次明确强调为配合当时国际斗争的需要，要求中国高校能够建立一批专门研究外国教育的学术机构。在此背景下，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1972年与其他两所院校合并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1980年又改为原名)成立了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吉林师范大学(1980年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日本教育研究室和朝鲜教育研究室，河北大学成立了日本教育研究室。①这些研究室翻译外国教育资料，以供相关部门参考。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任命欧阳湘教授和符娟明教授为外国教育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1965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整合四个研究机构成立了外国问题研究所，谢芳春先生担任所长，刘宁和顾明远先生为副所长，并下设四个专门研究室，即苏联哲学研究室、外国教育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以及美国经济研究室。②
1966年“**”开始后，各研究室基本停止了学术研究工作。直到1972年11月，国务院科教组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几所高校有关人员就外国教育研究问题进行座谈，并最终确定各校外国教育研究室根据现有人员力量和研究基础，分工展开外国教育研究工作。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主要着眼于美国、东欧、苏联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主要研究北美和西欧地区的教育情况；吉林师范大学重点关注战后的日本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和教育现状，以及朝鲜的教育成就与经验；而河北大学主要研究日本教育现状和教育历史等方面的问题；各高校适当兼顾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③
这之前的1971年，华东师范大学的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更名为“外国教育研究室”,在刘佛年教授的领导下，在孟宪承校长和常溪萍副校长的支持下，研究室恢复正常工作，积极检索比较教育资料，收集整理了大量外国教育文献，培养了一批青年比较教育学术研究人员。④1972年，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外国教育研究室也逐步恢复研究工作。比较教育专门研究机构的出现，引领着中国比较教育学术研究方向，保证比较教育学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使不同高校能够明确各自专业研究领域，以较全面地把握各国教育进展与教育发展历程。1975年，吉林师范大学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
(二)创办比较教育学术刊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政治、经济等发展需要，介绍苏联所取得的优秀教育经验几乎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唯一任务。1912年1月创刊的《中华教育界》在1949年开设了“苏联教育专刊”栏目，该栏目主要是以“向苏联学习——接受苏联教育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新中国教育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为指导，系统介绍苏联成功教育经验和教学成就，进而使中国学者及相关教育人员能够有所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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