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有的论证还都是抽象的，那么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劳动的分析，就体现了与经济学、法哲学及历史哲学的统一。劳动体系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重要基础，而只有经过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才可能在历史中实现绝对精神，这样的思想在《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在“市民社会”这一章节中，通过研究斯密、李嘉图、萨伊的经济学，黑格尔对劳动分工的内在矛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一方面，劳动分工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形成普遍性的联系，摆脱农业社会中直接的依赖关系，这对理性的发展和绝对观念的实现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劳动分工体系的发展会使个人屈从于机器，成为机器的附庸。正是通过对劳动体系的分析，黑格尔认为现代社会优越于古希腊社会，尽管古希腊社会曾是他憧憬的理想，同时他也看到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局限，即从劳动体系中生长出来的理性，还是一种抽象的理性，无法上升到绝对观念的层面，黑格尔这才提出国家理性对市民社会进行规划与控制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达到绝对观念的现实实现。应该说，黑格尔的哲学是建立在现代历史基础上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没有真正地达到黑格尔的高度。在这篇文本中，马克思是从国家理念开始批判黑格尔的，讲得较多的是运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来颠倒黑格尔哲学中的主词与宾词，也就是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这在方法上当然没有错，在理论的直接意义上也是对的。但问题在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把握上的，而马克思此时对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没有发言权，这决定了马克思无法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来反思黑格尔的问题，只是在进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之后，马克思才意识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基础，这种自觉的意识，第一次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达出来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性内涵做了非常著名的评论：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0]
但劳动并不是抽象的，现代社会中的劳动总是处于与资本的关系之中，劳动总是受到资本的支配，这构成了无产阶级劳动的强制力。这决定了要透视近代以来的哲学，实际上就必须进入对资本的分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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