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文化运动公认的两大旗帜。游欧前，梁启超就是倡言民主的，归国之后，其说愈鲜明。他指出：法国的“人权宣言”“为19世纪民权国家成立之总发动机”。自由、平等两大主义，则是“近代思潮总纲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促进了国人的两大自觉：一是“民族精神的自觉”，二是“民主精神的自觉”。中国要建立现代社会，教育首先需教国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过德谟克拉西生活”。所谓现代人，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德谟克拉西精神”。缺乏此种精神，不仅现代的社会与团体无法建立，“便连个人也决定活不成。今日中国最大的危险在此”。不过，他又肯定说：“两三年来，德谟克拉西的信仰渐渐注入青年脑中，确是我们教育界唯一好现象。”[6]梁启超同样大力倡导科学。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就已指出，“科学万能论”虽告破产，“但科学依然在他自己的范围内继续进步”。[7]梁启超提醒国人不能“轻蔑”科学，要成为“科学国民”。[8]他肯定中国科学的初步进步，“完全是民国十年来的新气象”。[9]作为著名的中国科学社的董事，他曾应邀在年会上做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其中说：欲救中国，“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我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10]梁启超终其一生都在提倡科学，维护科学的权威。晚年他成为重大医疗事故的受害者，舆论哗然，以致有“科学杀人”的说法。但病中的梁启超却发表文章，主动为科学辩护：“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11]由上可见，梁启超同样高揭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其三，精神解放，思想自由。
胡适将新思潮的意义归结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简明深刻。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其核心则在提倡精神解放，思想自由。故李大钊说：“现在是解放时代了！……但是我以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12]梁启超对此深以为然。《欧游心影录》中专有“思想解放”一节，其中说：“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何谓思想解放？就是要有批判的精神，不盲从。“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无论古今何样学说或出自何人，“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未必尽当，却便是开了个人与社会“思想解放的路”。千多年来中国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究其原因，恰恰就在于缺乏这种自由的思想与批判的精神。“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苦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士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罢。”[13]同时，在梁启超看来，精神解放与思想自由有赖于中外广泛的文化交流，所以他又提出两个“绝对”：“绝对的无限制尽量输入”与“绝对的自由研究”。[14]这不仅在思想上，而且甚至在具体说法上，都与陈独秀、胡适诸人如出一辙了。
同时，受五四运动的启发，梁启超对文化运动与政治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一年以来，国民运动之机运，句出萌达，而其运动方向，由政治方面逆捩于文化方面，根柢渐臻沉厚，而精神亦渐归健实。此诚可喜之现象也。”由是，他认为政治固然重要，但中国的现状又决定了不宜轻言政治，须从文化运动入手，“而次乃及于政治”。[15]在另一处，他更进一步提出“思想革命”的先导意义：“同人确信中国民族之不振由于思想不进与制度不良，而不良制度尤为不良之思想所维持，故以为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16]这与陈独秀诸人的认识，实际上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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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
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