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如此，在归国前，梁启超即与众人商定了“拟为文化运动”。[17]同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梁等于1920年3月初归抵上海，5月22日《学灯》即刊出《学灯之光》，说：“一年来之文化运动，其最著之成绩，莫过于换新国人之头脑，转移国人之视线，由此，而自动之精神出焉，而组织之能力启焉，而营团体生活之兴趣浓焉，而求新知识之欲望富焉。此不得不对于提倡新文化诸人加敬礼也。”[18]二是在梁启超归国前，他与原研究系诸人所办的刊物取向虽与新文化运动基本一致，但并不乐意被人目为新派，与后者混为一谈。《学灯》曾有“启示”：“不妄助新派攻击旧派，而对于新派所持之主义加以研究，然亦不作无价值之调和论。”[19]是不啻将自己列为新旧派外的第三派了。归国后则不同，梁启超明确宣布：“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既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现在即当实行著手”；[20]其《“改造”发刊词》更开宗明义写道：“本刊所鼓吹，在使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21]当仁不让，已是俨然以新文化运动的导师自居了。从开诚布公向陈独秀诸人表达敬意，到明确承诺推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责任，说明归国后的梁启超是如何以新的姿态，积极地投入了新文化运动。
梁启超归国后很快成立了推进新文化的机构：共学社与讲学社。1920年3月4日梁启超归抵上海，当天即向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提出“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22]获支持。17日共学社便告成立。为凑足经费，他将新著《欧游心影录》的稿费全部捐出。共学社译辑新书成就最大，印行的《共学社丛书》分时代、科学、经济、哲学、文学、史学等共17种。最先推出的是《共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1920年出了其中第一本陈溥贤译考茨基著《马克思经济学》。《共学社丛书》共86册，大部分在1920—1922年出版。此外，共学社提倡图书馆事业和鼓励读书，在北京建立松坡图书馆，内附“读书俱乐部”，梁自任馆长；同时，还资助了一批青年出国留学。同年9月讲学社成立，其宗旨是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计划每年请一位。它先后共聘请了四位学者：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德国的杜里舒、印度的泰戈尔。其中杜威在讲学社成立前，应北京大学邀请来华已一年多，第二年改由前者续聘。原本还拟请哲学家柏格森、倭铿，经济学家凯恩斯、自由主义者霍柏生，皆未果。但已有四人的讲学时间长（除泰戈尔外，都长达一年以上）、媒体报道充分、演讲复多结集出版，故先后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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