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并不非凭借了赣南之行才能展开。那些情节在我翻阅一函函的文集时,就已由故纸中浮出,因而出发前不能不对“寻踪”心存疑虑。对于这一种研究,“实地”并不较之文献重要。我的人物在他们自己的述说中已足够生动,无须向地面上为他们曾经存在过寻求证据。“实地”固然会提供意境,却也可能另有其破坏性——朦胧空灵的想象一旦着陆,难免要风化剥落的吧。此外我也不以为能在那里找到什么,很可能一切遗迹都已**然无存。我甚至以为有必要追问被我们指为“踪迹”的是一些什么,它们何以被认定为“踪迹”。我对自己说,我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凭借文字材料构建意境,而不是复原“历史”。即使真有遗迹在,我所能面对的,仍然更是“叙述”而非“事实”。但我仍然上路了。
事后看来,走这一趟仍有必要。我需要一点颜色,一种气味,使推想有所附丽。我也希望我的文字能多少浸染一点其地山水林木的气息。而实地踏访,以及踏访后的继续询问,也校正了我的某些臆度。在这一点上,赣南的经历在我个人,更像是往返于文字与“实地”间的校订。走在赣南,我甚至问过自己,倘若能重新来过,是否有可能做别一种方式的研究?我当然也想到了这种“寻访”的得失利弊。前期准备已打造了部分意境,事先的文献阅读形成了明确的期待,因而几乎无法避免有意无意的排除、剪裁、组装。
由此也想到了所谓的“行走文学”。那情况似乎只能是,已有的蕴蓄借诸“行走”这一情境获取表达形式,否则“暴走”一族应当是理想的作者。当然,“行走”之为情境绝非无关紧要,其间应当有行走者与环境间的互动,有激发、触发,也有压抑与折磨。不能深切地感受苦难的,也不大可能因“行走”而文学。
本书所写到的人物,陈恭尹较之魏禧或更负才名,而梁份则更为学术史家所看重。魏禧、彭士望、林时益们,绝不是一些足以成为“热点”的人物,重提他们,也非意在召唤亡灵、起死回生。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关于易堂九子,说,“他们的学风,以砥砺廉节、讲求世务为主,人格都很高洁……但他们专以文辞为重,颇有如颜习斋所谓‘考纂经济总不出纸墨见解’者。他们的文章也带许多帖括气,最著名的《魏叔子集》,讨厌的地方便很多。即以文论,品格比《潜书》、《绎志》差得远了。”(卷十二)这是近代治学术史者的评价,与魏禧同时之人所见已大为不同。
我因而想到了遗忘,曾经煊赫一时的名字的被遗忘,以及这遗忘是怎样发生的。即如魏叔子的被淡忘,多少也应因了不能纳入形成于日后的学科框架,不在某种思想、理论脉络中。但对叔子,的确是“淡忘”而非“遗忘”,这个人物还在他的文论中活着——近人编选清代文论,三魏及邱维屏有多篇入选(参见《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尽管可能有一天,也被由这一领域中删除。
这种遗忘非但正常,而且必要,否则人类的记忆将不胜负荷。我想告诉读者的是,那些消失在了时间中、被由诸种文本删除的人物,曾经有过何等鲜活的生命,他们很可能如我本书中的人物,有声有色地、诗意地活在各自的时代中。即使这些人物终将隐没在岁月的更深处,我的讲述仍然有可能丰富了、复杂化了人们对于那段历史生活的了解。这是否就是我写作本书的意义?
最初为本书所拟书名,是“危机时刻的友情”。“危机时刻”取自子平关于我那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书评。这本小书所写,的确是一个发生于“危机时刻”、至少要部分地由“危机”来解释的故事。易堂故事最初吸引了我的,确也在伦理方面,朋友,兄弟,师弟,以至夫妻,尤其朋友。为此我尽可能逼近地“观看”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尽管他们所营造的意境算不得深邃。
对于明清之际,我的兴趣始终在士大夫的处境与命运,包括展开在上述伦理关系、日常情境中的命运。写作本书时,又浏览了任道斌先生的《方以智年谱》,再次被其人的丰富性所吸引。明中叶以后,士人对当代士风之恶浊,批评不遗余力,我由明代及明清之际的士人那里,却常能遭遇极清明纯净之境,赤子般的真挚与热诚。易堂诸子涉世均不够深,应当属于王国维所谓“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人间词话》)的一类,是天性的诗人,尽管不以诗名。我想,光明俊伟的人格,任何时候都会令人神旺的吧。至于某个人物的魅力,自然会销蚀在时间中,但它们毕竟以其短暂的存在照亮过他人,即令细微如爝火,也是美丽的。易堂诸子孜孜于“求友”,以他人丰富自己的人生;我则经由学术“读人”,也以关于人的了解丰富了我的生活。在写作了本书后,易堂诸子在我,已非漠不相关的异代人,他们由故纸中走出,径直走入了我的世界。
我已经说过,写作本书的部分动机,在寻找文体,有可能使我在不同时空信意地穿行的文体;在久为“学术文体”拘限之后,体验较为自由的书写。而在事实上,我只是极有限地做到了这一点,并不曾由既成范式中成功地突围。“自由”也是一种能力,你并不就能现成地拥有。
本书附录的魏禧、彭士望的两记,或许能引起踏勘的兴趣。彭氏的《翠微峰易堂记》,实在可以读作一篇导游文字。至于我的赣南之行,难忘的是宁都的山,沿途的江,大樟树,以及所遇到的文化人,在寂寞中从事文化保存的知识者。这些文化人对于乡邦文献的珍重,应当使京、沪等处的同行惭愧的吧。我不知道倘若没有那些我所要寻访的人,那些行旅中的邂逅,赣南是否还会如此令我动心。为了此书,我应当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周榕芳先生,与我一道踏访的刘景琳先生、刘慧华女士,感谢宁都县志办公室的李晓明先生、县采茶剧团的邓文钦先生,赣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张声濂先生,南丰县文联的曾志巩先生,赣南师院的赖伦海先生,大余县副县长万家榕先生,感谢赣州、大余、瑞金、宁都、南丰、抚州新华书店。我还要感谢对我提供了帮助的戴燕女士。
希望这本小书能使你得益。
二〇〇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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