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此行终于没有走到鄱阳湖畔的星子，因而易堂诸子常要说到的“髻山”仍在纸上。不知那里的匡山下是否还有白石村，宋之盛的后人操何种营生？用了魏叔子、彭士望的说法，程山、髻山与易堂，鼎足而三，所谓“程山理学”、“髻山节义”。季子说宋之盛“高义闻天下”（《同易堂与未有书》，《魏季子文集》卷八），想必那事迹当时传在人口，惜已不得其详。
同治十年刊本《星子县志·序》：“星子为南康附郭，邑北与浔阳错壤，而庐阜介其中，襟江流而带蠡湖，实吴楚分域。”我曾望文生义，以为星子这地方，当有诸多小水泊缀在大湖边缘处，水光闪闪如星子。梁份却说，星子因“落星石”突起鄱阳湖中而得名（《查小苏九十序》，《怀葛堂集》卷三）。
上述《星子县志》卷一八《人物志》：“宋之盛，字未有，国变后改名佚，又名惕，字未知，世称白石先生，与同里吴一圣、余晫、查世球、查辙、夏伟、门人周祥发讲学髻山，世称髻山七隐。”“髻山七子”，或因了宋之盛筑有“髻山草堂”。县志卷二《山川志》：“丫髻山，在县南四十里，形如三台，时起云雾，刘仙真人得道处。”
叔子曾在诗中写到“最怜星子城边树，行列分明似艺蔬”（《登五老峰》，《魏叔子诗集》卷七），像是到过其地。彭士望则访宋之盛而居髻山累月（《与宋未有书》，《树庐文钞》卷二）。叔子在南丰，曾与程山诸子、宋之盛有过旬日之聚（《谢秋水祭宋未有先生文》，《髻山文钞·附录》）。邱维屏对宋氏不胜神往，说“譬之匡山、鄱水，不一至其地，而已渟峙于众人耳目之间”（《易堂致宋未有书》）。
据说有“清初江西三山学派”的说法（参看《翠微峰志》）。程山谢文洊、髻山宋之盛，学程、朱者也。明清之际学术转型，宜归入宋学一脉，与易堂魏禧、彭士望本非同调。所谓“三山学派”，显然出自后世的捏合。毋宁说“三山”正微缩了其时发生于士类中的分途、分化。
至于叔子等人的以“程山”、“髻山”与“易堂”对举，固然意在扩大交游、联络同志，也未始不是在借此强调“吾道不孤”。而三个群体除了互有往还外，的确书信频传，且彼此辩难驳诘，不为苟同。在魏叔子、彭士望、宋之盛、谢文洊们，显然有较之学派立场更重要的东西在。谢文洊曾搜集了宋氏遗著，欲“合易堂、程山诸子订成定本……缮写以藏，俟图刻于后日”（《谢秋水祭宋未有先生文》）。只是不知道这工程实施了没有，谢氏所设想的，是何等样书。
刘献廷《广阳杂记》中说：“江西风土，与江南迥异。江南山水树木，虽美丽而有富贵闺阁气，与吾辈性情不相浃洽。江西则皆森秀疎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它日纵不能卜居，亦当流寓一二载，以洗涤尘秽，开拓其心胸，死无恨矣。”（卷四第188页）不知刘献廷是否到过赣南，所见“森秀疎插”的，或许是赣北的山。刘氏以北人而久居江南，想来不至于“阿私”江右人的吧。方以智“禅游江西”，住在这里十二三年之久，江右必有令他不忍舍去的理由。我猜想刘献廷所欣赏的，或许更是一种清新刚健的人文性格，如方以智所谓的“真气”。
一九七五年，我平生第一次由家乡南行，乘江轮过九江时，风雨突起，倚了船舷，看江岸瞬间阴晴开阖，初次领略了南国气候的诡谲，事后曾将印象写在了笔记里。那笔记还在。
“风起云涌。雨区急速推进，如一面巨大的帷幕，顷刻闭合。清晰的峰峦，被突然间抹掉，隐没在白茫茫的雨幕之后。江水连天，横无际涯。
“我奔向船尾。船尾的红旗闪着水光，刷刷地翻卷，终于卷在了桅杆上。
“电闪雷鸣……”
离开南丰的两天后，在南昌的一所高校，我向年轻人讲到了有明一代江右的人物，说我希望知道，是怎样的人文风土滋养了他们。其间也说到易堂，不知他们中是否有人能继续这种寻访，比如寻访方以智在江右的踪迹。我知道赣南之行将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会怀念易堂诸子，怀念我在赣南遭遇的人物。我期待着江右学术、文化的复兴，未知年轻的一代是否准备了承担这样的责任？
（书中所用图片，“林时益像”为宁都县地方志办公室李晓明先生提供；“清水塘·杨廷麟纪念碑”、“赣州·中山路骑楼”为江一林先生拍摄；“大庾·古驿道”、“梅关”为刘照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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