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近年来，人们热衷于谈论所谓科学研究中的“巴斯德象限”，这个领域的研究依然是基础研究，但却是由应用问题推动的基础研究。1997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一本题为《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Pasteur'sQuadrant： BasicScience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的书，这本书超越传统地将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二分法，而是以“对知识的追求”和“解决应用问题”两个维度，将科学研究分为“玻尔象限”“巴斯德象限”和“爱迪生象限”。玻尔象限的研究由好奇心驱动，以发现知识为目标，是基础科学研究；爱迪生象限的研究由解决现实问题驱动，以形成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方案和技术为目标，是应用研究；而巴斯德象限的研究则是由解决应用问题推动的基础研究（如图4-2）[4]。
图4-2 布鲁斯学会对研究的分类
对巴斯德象限研究的支持和资助是近年来各国科技政策的重点。在保护和支持大学教师开展基于好奇心的科学探索同时，政府有充分理由将研究资金向与解决公共安全、福利和环境等领域实际问题相关的基础研究项目倾斜。中国1997年启动“973计划”，开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点基础研究，便是如此。教师在确定自己研究方向的时候，不妨对巴斯德象限的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如果说作为基础科学的自然科学由于不能直接为市场带来能改善我们生活的创新产品、发现疾病新疗法或解决社会问题新答案，不能直接为国家带来能立即提升竞争力的应用技术，隶属企业、政府及其他部门的研究机构不愿意、不适合承担自然科学研究任务，而大学是最适合承担这个任务的机构，那么，基于相似却更为充分的理由，大学比其他任何机构都更适合承担人文学研究任务。虽然自然科学不能直接带来产品和应用技术，但由于人们对其应用前景深信不疑，以及由于自然科学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其作为知识典范受到尊重，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自然科学研究资助有很大的积极性。人文学的情况比自然科学差得多，它与自然科学一样不能直接带来创新产品和应用技术，甚至对此任何哪怕是未来的期待都不现实，而且，在这个科学主义时代，人文学知识由于不符合经验科学的基本标准而经常受到怀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更严重的是，其价值经常被人贬低。有见识的人当然不会贬低人文学知识的价值，但与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巨额资助相比，对人文学研究的资助少得可怜，却是不争的事实。重要而缺少经费的研究，哪一个机构能够承担？惟有大学。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由其教育工作获得薪酬，而人文学研究与其从事的教育工作又有密切联系，使他们成为人文学研究的主力军。大学是人文知识分子最理想的寄居地。
在不易从校外获得研究经费的情况下，人文学科教师的学术研究应得到大学学术政策的支持。将人文学科教师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甚至实用的社会科学（比如管理学）教师放在一起，用科研经费考核他们的研究工作，显然是不恰当的；对人文学科教师研究工作的评价，应以其代表性论文、著作为基础，以其在同行中的学术地位为主要标准；在校内学术资源分配中，应对从校外获得研究经费非常困难的人文学科雪中送炭，而不是再为那些研究经费已经多到不知如何花钱的学科锦上添花；学校的利益和荣誉应该向那些从事人文研究的教师们倾斜，因为其他学科教师在校外可能已经获得更多的利益和荣誉，而大学应该“赋予那些最致力于大学中心使命的人最崇高的荣誉和尊敬”[5]。
二、应用研究与研究的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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