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基础研究和人文研究是大学不可推卸的任务，甚至这些领域是大学最可能做出独特贡献的地方，但不能因此忽视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既然大学设置了很多应用性教育项目（像工程、医学、商学等），而且这些项目多在大学教育较高阶段（比如研究生教育阶段），离开应用研究，大学何以保证和提高这些教育项目的质量？工程教育需要有牢固的基础知识（像数学、力学等），也需要具有深入理解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没有对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商学院教师，自然也无法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一名优秀医生需要有深厚的生理学和化学基础知识，更需要有在诊断、处方和手术方面的能力，培养优秀医生，首先教师中要有优秀医生。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说：
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都相信，只有当实用性教学和应用型研究与基础研究和一种只有在大学环境内存在的教学相结合时，专业学院的质量才能达到很高的水平。[6]
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查尔斯·维斯特表达了相似观点，他说：
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必须改革，以便更好地为学生以及他们未来的雇主服务，工程和管理方面的教育尤其如此。有鉴于此，我们的教师和研究生务必介入现代企业问题及其环境。这种参与不但催生新型的学术研究，而且将提高我们的课程水准。[7]
应用研究对于大学的重要性还在于，大学很多研究工作是在外部资金的资助下开展的，它不能对资助者的要求置之不理。企业感兴趣的是能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它们主要资助应用型项目研究；尽管政府是大学基础研究和人文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但在民主社会，公共资金的使用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而相比发现新知识带来的惊喜，公众更感兴趣的是改善生活的新产品、新技术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所以，来自政府的大学研究经费，经常面临那些解决政府和公众直接关心的问题的项目的竞争，大学研究工作管理者和敏感的研究人员经常可以感受到政府对大学提供应用知识的期待的目光。
19世纪初，在洪堡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的时候，大学的研究直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并不是其理想的一部分。美国赠地学院是一个里程碑，它建立了大学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然而，大学依然坚守基础研究这块领地，应用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工作，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在后一方面，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做出了出色示范。
罗杰斯（WilliamBartonRogers）在19世纪60年代创建MIT的时候，就不是要建立一所以教育和基础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学院，他希望建立一所以科学为基础的多科技术大学。学校得到了马萨诸塞州的赠地，但没有像其他赠地学院一样将教育和研究集中于农业科技领域，而是集中于工业科技领域。19世纪末，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决定只资助处于州控制之下的机构，MIT失去了州的资助而陷入财政危机，又不愿意成为哈佛的工学院，不得不通过加强与企业的联系，通过为企业提供咨询和应用研究换取资助，以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个过程充满争议，但最终那些坚持应用研究的人在MIT获得了胜利［MIT的失败者到西部建立加州理工学院（CIT）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在基础研究被理所当然地当作研究型大学主要工作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直到很久以后，还有人预言“MIT最终将向传统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看齐”。[8]
但直到现在，我们尚不能看到预言得到验证的迹象，而事实上，MIT一直在它选择的道路上前进，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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