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大学并非像它在今天一样构成对知识的垄断。在中世纪，只有很少的医生接受过大学教育，而且在医学行会中，与没有医学学位的医生相比，前者也不具有任何优先地位。大学中的神学学习经历不是成为牧师的必要条件，在其他行业，大学学习经历更不是必要条件。这并不意味着从事这些职业不需要专门知识，而是揭示在当时大学并非知识传播的唯一重要途径，很多知识传播是在大学之外进行的。研究工作也是如此。一些大学教师从事研究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牛津大学首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泰特（RobertGrosseteste）的光学研究等，然而，在整个中世纪，原创的、质量上乘的科学著作，多数创作于大学之外。英国诗人杰弗雷·乔叟(GeoffreyChaucer）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当时在英格兰找不出几个大学人士能够企及他在天文学计算方面的专业知识。[5]意大利画家达·芬奇（LeonardodaVinci）也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绘画技艺来自在韦罗基奥（AndreadelVerrocchio）作坊的10年训练，而他在科学及其他方面的成就，跟大学同样毫无关系，完全来自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事实上，在大学内部，科学经常由于与神学的紧张关系而受到教会的压制。1210年，教会开始在巴黎查禁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自然哲学，禁止在大学公开和私下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及其评注。1228年，在一封精心准备的信中，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Ⅳ）指责神学被哲学控制，哲学理论玷污了神学，而哲学本应是神学谦恭的奴仆；试图以自然理性支持信仰，只会削弱信仰，自然因为认识才信，而信仰是因为信才能认识。教皇要求教师教授纯粹的神学，不掺杂任何能引起变化的世俗自然科学因素。[6]
总的说来，大学在其历史早期，不像它在今天一样是如此重要的社会机构，社会对它的期待不像在今天这样多，也没有像今天一样承担如此多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在当时，大学机构仅为少数人提供服务，对于多数人来说，大学是遥远的，与自己无关的机构，社会生活也不像今天一样如此依赖大学机构。
尽管早期大学主要服务于教会，但地区性世俗力量从没有放弃对大学控制权的争夺。在它们与教会对大学的争夺中处于劣势的时候，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大学。最早是在西班牙，古老的萨拉曼卡大学即是阿方索九世在13世纪初创立；随着1378年欧洲天主教内部大分裂[7]，地区性权力趁机扩大了对大学的控制权；而15世纪兴起的中欧、北欧和东欧各国大学，多由王室创立。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迫使大学更多地服务于地方性目的，比如，培养服务于地方的官员和有地方意识的公民，研究和帮助解决地方性的问题等。16世纪，宗教改革瓦解了欧洲统一信仰，语言和文化开始地方化，大学不可能置身这个进程之外。18世纪，欧洲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大学被更多地要求成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的机构。拿破仑（NapoléonBonaparte）要求教育与国家的目标相一致，民族主义教育理论开始出现，而与法国战争的失败激起了普鲁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等人完善了民族主义教育理论，而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创立的柏林大学则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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