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吊诡的。作为胜利者的法国人坚信他们以专制的方式要求大学服务于国家目标是正确的，而作为失败者的普鲁士人却不得不寻求管理教育的新方式。他们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给予大学充分的学术自由，不要求大学即时服务于国家具体目标。当时的普鲁士教育部长提醒政府，如果国家希望从新大学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就不应该要求大学为政府的某些具体需要和利益服务。[8]普鲁士人相信，生气勃勃的民族智识活力是国家的力量。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工作之一，大学成为知识创新的重要机构。德国人的创造力成就了19世纪德国大学的繁荣。
一直到19世纪中期，尽管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特定社会责任，大学基本上还是“象牙塔”，闲暇和沉思居优先地位。但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莫雷尔法》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法律规定，政府要向每一个州提供土地，以“资助、支持和维护至少一所学院，学院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教授有关农业和机械技术的科目，各州政府可比照此规定制定办法执行，以促现实生活诸多职业和专业中工人阶级的普通教育和实践教育”。[9]在当时看来，这是非同寻常的。不再固守“象牙塔”传统，建立与社会的密切联系，为社会提供多个方面、多种形式的服务，在德国人之后，美国人创造性的变革，推动大学教育进入一个新时代。阿什比称拆除大学校园的围墙是大学的演变过程的一个罕见的改革创举，是美国对高等教育的伟大贡献。[10]
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知识社会、全球化和民主化背景下，各国政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大学的实际功用。政府对大学的兴趣集中在两方面：第一，要求大学帮助政府实现其在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的目标；第二，要求大学满足更多人接受大学教育的要求，并帮助政府解决社会平等问题。
大学服务于国家安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有很多实践，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承担了很多政府委托的与军事有关的技术项目。“冷战”时代，教育被美国人当作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1958年《国防教育法》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人深感自己在科技方面落后的情况下出台，提高科技教育水平被提到重要位置，与国防有关的研究项目得到政府优先资助。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和全球经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1983年里根政府出台一份题为“国家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报告”要求教育全力服务于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个目标，与此目标有关的课程、教育和研究项目得到资助，与此关系不密切的课程、教育和研究项目则失去了资助。这不只是美国的情况，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在民主思想推动下，为更多有接受高等教育意愿的青年提供受教育机会，成为大学的一项重要责任，大学开始迅速扩张。与此同时，接受大学教育成为多数人日后成功的重要条件，而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平等被归结为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在约翰·罗尔斯（JohnRawls）正义理论的支持下，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教育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平权运动”，多数大学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主要做法是对少数族裔学生降低入学要求，以提高少数族裔人口中大学生的比例。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大学也开始被要求承担以上责任。
[1] ［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M］.梅义征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3-4.
[2] ［瑞士］瓦尔特·吕埃格.欧洲大学史（第一卷）［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12-13.
[3] 同上，第277页.
[4] ［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
[5] ［瑞士］瓦尔特·吕埃格.欧洲大学史（第一卷）［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381-389.
[6] ［瑞士］瓦尔特·吕埃格.欧洲大学史（第一卷）［M］.张斌贤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467-468.
[7] 指1378年至1417年间法国与意、德争夺对教廷的控制权，造成天主教会同时有两个教皇对峙甚至三个教皇鼎立的分裂局面。1309年，法国籍教皇克里门特五世在法国王室的影响下，将教廷迁至法国南部阿维尼翁。格里高利十一世时期，1377年，教廷返回罗马。第二年，格里高利十一世去世，枢机主教团在群众**的威胁下，选出意籍教皇乌尔班六世。他即位后力图消除法国对教廷的影响，引起在枢机主教团中占多数的法国人的不满。他们回到阿维尼翁，并声称被胁迫而选出的乌尔班六世职位无效，另选日内瓦枢机主教为教皇，称克里门特七世，驻阿维尼翁。乌尔班则在罗马另设枢机主教团。罗马教皇得到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大部的支持，阿维尼翁教皇得到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支持。后来，在法王查理六世和巴黎大学的倡议下，两处的枢机主教团于1409年在比萨举行会议，将罗马的格里高利十二世和阿维尼翁的本笃十三世同时废黜，另选教皇亚历山大五世。但格里高利和本笃分别得到一些国王的支持，均拒绝退位，形成三个教皇鼎立的局面。这种局面至康斯坦茨会议（1414—1418）于1417年废黜亚历山大五世继任者约翰二十三世和本笃十三世，迫使格里高利十二世引退，选出新教皇马丁五世才宣告结束。教会分裂使教皇的威信和权力大受影响。
[8] ［美］约翰·S.布鲁贝克.教育问题史［M］.吴元训等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463.
[9]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0.
[10] 同上，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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