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通识教育理念，我们考察通识教育的历史演变。
在古代雅典繁盛时期，它的男性公民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是职业公民，主要时间用于参与公共政治活动，在公共场所讨论政治、哲学问题，听演说、看戏和参加宗教仪式，战争发生时要服兵役，有时还要作为陪审团的成员参与审理案件。这些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这得益于奴隶和女人在社会经济和家庭生活中的辛勤劳动，尽管男性公民也可能有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职业，但主要工作由奴隶打理，他们宁愿过简朴的生活，也不愿意在这些方面花过多精力，因为在他们看来，“闲暇比勤劳为高尚”[1]，操持闲暇成为雅典男性公民的重要品质。适应这种要求，亚里士多德提出“一种既非必需亦无实用而毋宁是性属自由、本身内含美善的教育”，他认为，父辈应该乐意给他们的诸子提供这种教育。[2]
这是对自由教育最早的系统阐述。在亚里士多德的文献中，所谓“自由教育”，不过是“适合‘自由人’的教育”的意思。教育的科目分两类：一类是“卑陋”的，另一类是“自由”的。“任何职业，工技或学课，凡可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灵魂或心理，使之降格而不复适合于善德的操修者，都属‘卑陋’”，比如，那些有害于人们身体的工艺或技术，以及一切受人雇佣、赚取金钱、劳悴并堕坏意志的活计，都是“卑陋”行当，都是不适合自由人教育的。[3]适合自由人学习的基础科目一般有四门，即读写、体操、音乐以及绘画。[4]即使这些科目，也要做某种程度的限制，学习这些科目如果着意过度用力，以求专精，也会像“卑陋”的技艺一样妨碍身心。实践和学习的高卑，以功用和目的为论：若所行所学是为了自身的需要，或是为了朋友，或是为了助成善德的培养，就是自由的；相同的作业，如果依从他人的要求而一再操作，就未免鄙贱而近乎奴性了。
在雅典，自由教育是为公民享受闲暇做准备的，不是为没有公民权的奴隶和女性准备的；自由教育是非实用的，侧重于培养理智和德行。雅典人重视理智、德行和审美，鄙视知识的实用价值。据说，一个学生听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一段证明之后，问学几何学有什么好处，于是，欧几里得叫进一个奴隶，说：“去拿三分钱给这个青年，因为他一定要从他所学的东西里得到好处。”[5]
雅典人不仅创造了自由教育思想，而且创造了适合自由教育的学科。智者派建立了三个学科，即文法、修辞和辩证法。柏拉图按照“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冶心灵”的原则，把学科区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类，初级科目有体操、音乐练习和识字，高级科目有算术、几何、音乐理论和天文学。智者派的三科目加上柏拉图的四个高级科目，构成“自由七艺”（sevenliberalarts）。
雅典公民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是滋生自由教育的“温床”。很多条件养成了他们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南欧温暖的气候使他们不用像北欧人一样一年中很多时间躲在室内；民主制度和政治文化要求他们参与公共活动；奴隶和女人们的辛勤劳动支撑了男性公民的闲暇生活。后一点显然非常重要。试想，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若没有大量奴隶（大约6万—8万人）以及他们的女人们从事生产和操持家务，这些男人如何能有如此多的闲暇参与公共政治活动，讨论哲学问题，欣赏艺术？雅典的自由教育是建立在严重的等级制度之上的，建立在奴隶和女人们的辛勤工作之上的，是只适合于少数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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