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单式”培养和“业本学习”都在预示着一种新的趋势正在萌动，传统的高等教育方式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可能只是在部分高等教育机构出现，而且不意味着所有高校都要抛弃传统价值。按照高等教育的传统，高校课程设置是教授们的权力范围，不容其他人涉入；教学过程也由教授和他们的助手掌控，不容其他人涉入；大学学习意味着学生在教室听教师讲课，在图书馆读书，在教授办公室与教授讨论。现在，大学课程控制权不单单掌握在学者们手中，实践者开始插手高校课程的设计，甚至学习者对课程也有了影响力，“业本学习课程通常由学习者、雇主和高等教育机构共同协商制定”[18]；教学过程也不再是教授和他们的助手独占的一个领域，实践者也成为学生的指导者；学生的学习生涯更不再是在图书馆、教室、教授办公室度过，学生们“在学生生涯、职业生涯、部分时间制实践教学间流动”[19]。
学术标准也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教给学生系统的理论知识，不再是单单强调知识的完整性，而是更加关注学生使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再是单单强调培养学生的理论思考能力，而是更加关注培养学生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
二、校内管理改革
前面我们讲到，总体上说，大学是相对保守的机构，在学校管理方面，对传统的坚守超过了对社会发展的响应。然而，市场是一个强大的力量，市场化背景为大学内部管理结构的转换提供了契机，它诱导和逼迫大学改革内部管理机制。
给高校放权，同时要求高校对办学的效率、质量和社会适应性独立承担责任，是市场化背景下政府通常的政策。校长是学校的官方和法人代表，他可以将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权力再下放给教授，但他无法同时将责任下放给教授，他必须对学校的所有事务承担最后责任，政府也只会要求校长承担责任，而不会直接追究教授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校长必然谋求更多的权力，而不会再将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权力大方地转让给教授。这符合管理学中的责权相称原则。所以，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校长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扩大。法国20世纪80年代末实行的“契约性政策”在赋予大学自主权的同时，“加强了大学的权力”：
通过协商进行资助意味着加强大学校长的权力。我们加大了大学校长的权力，但是中央集权的管理却忽视了大学学院的院长。如果校长本身也忽视了学院院长的话，情况就更是如此。这是非常明显的。这项政策只认大学和大学的校长。(大学计划与发展委员会，DPDU)[20]
前面我们也讲到，加强校长的权力，也不是什么坏事，相反，有利于提高管理的效率。在面向市场的时候，大学需要一个类似于企业CEO这样的岗位，要统揽全局，对社会变化及时做出反应。这个岗位，显然非校长莫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校长职业化的问题。市场化时代的大学校长，不能只是一个学者，他需要有战略眼光，需要有管理才干。
校长职业化是高校管理专业化的一部分，高校管理专业化还包括高校其他行政管理岗位和人员的专业化。一方面是学校内部的教学、研究与开发、人力资源、财务、设施和设备管理，犹如大型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一样更加复杂，凭经验已经无法胜任工作，高等教育管理正在成为一个专门化的职业；另一方面，高校与社会、政府、资助者，以及其他个人和机构的关系更加密切，学校要定期向政府及其他资助者提供有关财务和效益的报告，处理各种法律和经济关系，也需要像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员提供服务。高校管理中引入专业人员是适应市场化需求，提高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
应对市场化时代，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管理中，最迫切、最直接的是教师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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