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学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是一个个人有道德良知，社会体制有道德依据，社会主义集体有道德温暖的社会。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三个主要的道德关系均是和谐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人们普遍恪守社会公德，知“八荣”明“八耻”，具有懂孝悌的家庭伦理，具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体恤怜爱的博爱精神，人与人之间有着更多的友善、敬重、帮助、支持与相互的信任，把相互之间的摩擦、戒备与敌意降至最低，甚至以恩报仇，化干戈为玉帛。其次，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能够做到顾全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具有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觉悟与良好的职业道德，处事公平公正，能自觉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甚至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能义无反顾地舍“小我”顾“大我”，成为令世人仰慕的“志士仁人”。最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能够扬弃“人是自然之主宰”之本我观，确立人与自然平等相处之超我观。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回归自然，尊重自然，信守科技伦理道德，珍爱地球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科学合理并有所节制地开采自然资源，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禁止对自然采取竭泽而渔的掠夺性开采方式，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由此可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就是道德理想不断实现的过程。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人的和谐道德品质为之奠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极富社会主义道德感的道德社会，而一个富有道德感的道德社会又有赖于塑造人们道德灵魂的德育与社会本身的和谐共生。
（二）德育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德育社会学分析
“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上的重大变革，必将会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它的影响”[5]。而在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考察，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德育社会学的角度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与观点来进一步分析德育与社会和谐共生的问题。
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6]“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7]。在此，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是在人们交互作用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共同体——人们如何生活，决定了一定的社会及其性质。而人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存在物，因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8]。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批判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人的本质时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这一著名论断科学而深刻地阐明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更深一层理解，我们还会看到：马克思在强调了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性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10]。马克思关于人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对于我们如何去正确认识和理解“德育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它向我们表明，以人为对象的德育及其发展和人类社会及其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是与和谐共生的。
1.德育与社会和谐共生具有社会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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