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上海“一期课改”启动。在这一轮课程改革中，上海获得独立编撰教材的权力。而在近30年教材编写历史上影响颇大的“海派”历史教科书由此开始，其中最有特点的部分是高中一、二年级的教材——一部中外历史合编的近代历史教材。
1989年年底，上海市教育局有关领导找到了沈起炜和林丙义，请他们分别担任上海未来高中历史教材的主编与常务副主编。随后，孔繁刚、傅聚文等另外几位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也进入了编写组。参加此次历史教材编写的教师，全部都有中学历史教学的背景。不但有在职的中学历史教师和资深历史教研员参加编写，而且作为教材主编与常务副主编的沈起炜和林丙义也都曾经在中学教学中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
正值改革开放的此时是思想极其活跃的时期。知识界尤其流行中国与世界的比较，通常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进行思考。当时的一位历史学者曾写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这恰恰是中国跨入近代的总的历史环境或世界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来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那末我们对于当时中国历史处境的认识，将不超过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统治者的水平。”[1]编写组的成员对此颇有共鸣，在商讨编写方案时几乎一拍即合：进行中外合编，而且要在教材中呼应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孔繁刚回忆说，他们是要让学生：
“学习中国历史，懂得改革的必要性；学习世界历史，懂得改革的方向。”[2]
此前宗震益先生以个人名义尝试编写的中外合编教材是一回事，但是真正把这种形式运用于正式出版教科书的编写则是另一回事。就此前四十年的历史来说，可算是“史无前例”，甚至是相当大胆。可作为教材编写框架参照样本的，只有吴于廑主编采用中外历史合编撰写的高等学校教材《世界历史·近代史编》，而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L.S.）的畅销史著《全球通史》则尚未在国内出版。编写组要在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上“吃螃蟹”，就只好用吴于廑先生的这本书做“挡箭牌”。
教材由林丙义、孔繁刚等人分头编写，最后由沈起炜审稿。至1990年暑假，各人的稿件完成后，送至沈起炜先生处。当时沈先生已经是77岁高龄，他在没有空调的书房里开着窗、转着电扇、摇着蒲扇，大汗淋漓地统稿。当然，沈先生的统稿不仅仅是审阅一遍而已，还要在文字上重新组织并加以润色。因此，1991年教材正式出版后，读者读起来丝毫没有多人分头编写而成的拼凑之感。
这套高中教材，回顾起来，有几大特点：
1.中外史合编，置中国史于世界潮流之中
编写者在教材的“前言”中解释采用中外合编的结构体系时说道：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这更有利于学生了解今天世界与中国现状的由来。
具体而言，则是：
（1）要发人猛省，牢记人家急跑、我们却原地踏步的教训。
（2）在世界的总环境下理解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历程。
（3）在世界的总环境下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得失。
即使在各种“全球史”广泛出版的今天，这套早已停止使用的中学教材仍有自己的特色。它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史，而确是一本严守本土立场的中国史，是一本用外国史来解释本国近代的诠释史。因此，编者在架构教材章节顺序时，虽然采取了先外后中、以外国史为主（外国史多达全书2/3内容）的形式，但却丝毫没有给人留下“崇洋”的感觉。
在编写的框架上，编写者对中国史章节的安排可谓煞费苦心。从反馈的效果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中国史在教材中起到了“眼”的作用。
在课本的前九章中，外国史占去了绝大部分篇幅，只在第二、第四、第五章中才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中国史的内容，且只占到该章的一半。但是，这并不会使人觉得畸重畸轻，因为在这三章中每次出现的中国史内容构成了三个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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