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伦理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大不相同。在西方社会，宗教生活是大多数人不可缺少的，因此也可以说，宗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类型。西方宗教文化是以神为主宰的文化，中国的伦理文化则是一种讲究世俗人伦关系的文化。由于有这种世俗的伦理文化，所以中国人没有宗教的需要。中国清末民初有一位学者叫辜鸿铭（1857—1928），人称“文化怪杰”，他曾经写了一本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名曰《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或《原华》，是用英文写成的，被译成法、德、日多种文字，1996年才被译成中文。书中有许多荒诞的观点，但他对于中国人不需要宗教的说法，却有一定的道理。他说：“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对于宗教的需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套儒家的哲学和伦理体系，是这种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综合体儒学取代了宗教。”[4]他认为，宗教能给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是因为儒学中存在着宗教那样能给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的东西，这就是孔子修的《春秋》中的内容。他分析了儒学与欧洲宗教的差异，认为欧洲宗教是教导人们做一个善良的人，儒学则教导人们去做一个善良的公民。他说：“儒教则认为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和善良的公民。”[5]为什么人生的目的是这样呢？他解释说，孔子教导人们，人类社会的所有关系中，除了利害这个基本动机外，还有更高尚的行为，这就是“责任”。为了给这种责任找一个基础，孔子提出了“名分”，所谓“名分大义”。辜鸿铭先生在书中又画龙点睛地强调说：“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如果背叛了名誉法典，抛弃了忠君之道，即孔子国教中的名分大义，那么，这样一个丧失了民族精神、种族精神的中国人，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6]这里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引用辜鸿铭的话呢？因为他说得太精辟了，他既把中国人不需要宗教的原因说得很清楚——有了儒学一套伦理纲常，又把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封建伦理精神说得一览无遗。他在书里描绘的中国人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中国人。他把忠和孝作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也是封建文化的基本精神。“名分大义”在他眼里特别重要，是中国伦理道德的基础。而“名分大义”从何而来呢？从封建宗法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观念而来，从封建社会坚持的“三纲五常”而来。辜鸿铭老先生真是把中国伦理文化的消极面阐述得太清楚不过了。这种消极的、腐朽的伦理观念恰恰是我们现在所要批判和摒弃的。中国伦理文化的真正精华，他却没有把握到。
中国伦理型文化绵延几千年，自有其积极一面。不能说中国的伦理型文化就是消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人的精神境界的追求。道德伦理对于增强民族内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群体价值、协调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由此而使中国社会得以向前发展。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的信念，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一种协调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关系的观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妇从”就是调节家庭关系的伦理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诚信待人”等就是协调人与人关系的伦理观念；“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关于个人修养的伦理观念。此外，诸如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笃实、克己奉公、见利思义、忠贞爱国等都是中国伦理文化的精华，这些美德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宗法制度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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