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育的影响在我国是十分深远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我国内部就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教育界也不例外。1958年，我国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内部批判，批判它不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要党的领导，还批判它是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等。1960年3月7日至12日、5月16日至21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会上提出，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批判修正主义，并在教育战线进行教育革命。于是教育界也展开了对苏联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矛头当然首先集中在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批判开始半公开化。例如，《人民教育》在1964年第6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1965年第2期上刊登了《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论》，第3期上刊登了《“智育第一”思想必须批判》等文章[22]，认为凯洛夫教育学是修正主义的，集中到一点，就是凯洛夫主张“智育第一”，政治思想教育也通过教学来进行。同时把凯洛夫教育学与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教育全民党联系起来，认为苏联教育否定教育的阶级性，所以苏联教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当时教育界还批判了人道主义、母爱教育、量力性和系统性等教学原则等。这种批判一直延续到“**”结束。
冷静下来分析，我们对苏联教育的批判是猛烈的，但并未切中要害，因此也是无力的。苏联教育的基本观念、基本制度、教学模式乃至教学方法已经被我们全盘接受过来，而且有所发展，这些东西并未因对苏联教育的批判而有所改变。相反，我们把全盘接受过来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传统，完成了苏联教育经验的本土化。这似乎是很矛盾的、奇怪的现象，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第一，两国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虽然我们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但从意识形态来讲，苏联奉行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就拿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来讲，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两个国家都强调党对学校的绝对领导。苏联解体之前，苏联政府提出高等学校中立，所谓“非政治化、非政党化、非意识形态化”，不久苏联的社会主义也就解体了。由于意识形态的一致，苏联的教育经验很容易被我们接受。
第二，两国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统一领导教育事业，处处强调集中统一。教育决策都是行政化的，缺乏科学的、民主的咨询机构和决策机构。全国高校设置统一的专业，使用一套教学计划、一套教学大纲、一套教材，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教研室（组）的组织也符合把教师组织起来、“党支部建在连队”的原则，便于管理和领导。
第三，两国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教育体制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学习苏联教育的经验而形成的。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狭窄的专业设置，千校一面、万人一面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我们很快就能接受和适应苏联这套计划经济下的教育体制。
第四，苏联教育理论并非苏联独创的。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实际上是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翻版。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前，自接受西方教育思想以后，一直受到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影响。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在刚开始的时候，一部分知识分子尚有抵触，后来一看，和原来的一套也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很容易就接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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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顾明远. 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 中国教育大系顾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