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教育本质”的讨论，实际上大多数文章谈到的是教育的本质属性问题。有多种观点：“生产力说”与“上层建筑说”之辩，“双重属性说”与“多重属性说”之辩，“社会实践活动说”与“特殊范畴说”之辩，“生产实践说”与“精神生产说”之辩，“社会化说”与“个性化说”之辩，“培养人说”与“传递说”之辩，“产业说”与“非产业说”之辩，等等。[5]但这些观点几乎都没有脱离教育工具论的藩篱。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教育价值和功能的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结束，教育一直被视为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也就是说，教育的功能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搞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那么，教育有没有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还有没有其他功能？必然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1979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时，我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大教育系主任兼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我们在会上提交了一篇文章《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文章是我执笔的，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文章最后有一段话：“第一，关于教育的性质和职能问题。教育作为社会现象，无疑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但是过去我们把它的性质和职能看得过于狭窄，以为教育主要是培养统治阶级的接班人或者是他们所需要的奴仆，因而把教育单纯地看作上层建筑。教育理论工作者只研究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个方面，而对教育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漠不关心。”[6]文章又说：“今天我们看一看工业化国家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情况，会给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打开眼界。教育范畴里有一部分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但它不完全是上层建筑，它与生产在许多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在现代科学发展的时代里，劳动力的再生产要依靠教育，把科学技术成果转移到生产过程中去要依靠教育。教育已经作为潜在的生产力在起作用。”[7]1980年，我在北京市高等学校干部暑期学习班上又提出：“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其后，我于1991年在《高等教育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文，但这篇文章受到严厉的批评。批评者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西方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正是利用两种制度都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表面现象，得出21世纪将是‘教育的世纪’‘学习化的社会’的结论。”又说：“这不仅阉割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而且成为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烟幕，对此，我们必须以阶级与阶级分析的态度相对待。”你看，帽子扣得多大！恕我这里不注明是什么杂志、什么人写的了。因为这不重要，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我想他们现在也已经转变了观念，会有另一种认识。
其实，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已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使得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明确了方向，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这是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也是教育价值观的巨大转变。
但是这种对教育的认识仍然强**育的社会功能，是从“工具理性”出发来理解教育的，忽视人的发展的功能，忽视了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教育有上层建筑的属性，但教育为政治服务也好，为经济建设服务也好，都要通过人的个体的发展。教育界“以人为本”“人的发展”的思想一直受到批判，直到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人为本”的思想才逐渐被官方引用，为教育界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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