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足够多而又吸引人的证据，其中有深刻的内涵。但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人类学家们对这些文化的普世性特征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却宁愿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差异同生物学因素联系起来，而是同儿童哺养的实践活动和地理的、气候的以及经济的特点联系起来。这又是支持环境论和敌视进化论生物学的学术偏见的一个实例。但是，始终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荣格在克莱因·许宁根（KleinHuningen）长大成人以及后来在巴塞尔上大学的那些年月里，一个名叫阿道夫·巴斯蒂恩（AdolfBastian）◎阿道夫·巴斯蒂恩（1826—1905），被誉为19世纪德国的通才，对民族学和人类学贡献很大，影响了美国人类学家法兰兹·鲍亚士。他反对环境决定论，主张人类心智一致性。他对当时的心理学发展亦有所贡献。的德国人类文化学家在世界各地游历，研究大相径庭的各民族的神话、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给巴斯蒂恩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所遇到的主题之间都有很多类似之处，他称之为基本观念（Elementargedanken），这些观念始终不变地以当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他恰好在当时正进行研究的那些民族群体所特有的表现形式。他称之为少数民族的观念。[4]
巴斯蒂恩的发现与荣格的发现是一致的。荣格认为，原型是一个基本的主题，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就是据此设计出它们自己的个别变式的。在大多数时候我们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些基本主题的存在，但却对此沾沾自喜，认为我们个人表达出来的东西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所为。
阿道夫·巴斯蒂恩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也花费了毕生精力研究普遍的文化特征和其中所隐含的无意识过程。他写道：“如果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于把形式强加到内容之上，如果对所有的心灵来说，这些形式——古代的或现代的，原始的或文明社会的形式——都是基本相同的”，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一个对所有的风俗和习惯都有效的解释原则。列维-施特劳斯和他所属的人类学学派最终所关注的是“集体现象的无意识本质”。在这些集体现象之中并且为这些现象负责的，就是列维-施特劳斯所谓无意识的基础结构。这些概念和荣格的原型有如此明显的联系，因而无需再做进一步的评论。但奇怪的是，列维-施特劳斯却总是假装无视荣格的理论。正如尤金·达基利（EugeneD'Aquili）和保罗·库格勒（PaulKugler）所指出的那样，在这样做时他完全歪曲了荣格的观点。[5]
例如，列维-施特劳斯指责荣格的下述观点在生物学上是天真无知的，荣格认为原型与心理内容是一致的，但和其中所隐含的无意识形式不一致。事实上，荣格的观点和列维-施特劳斯指责他的观点恰恰相反。正如荣格早在1935年就写明的：“有必要再次指出，原型并不是由它们的内容来决定的，而只是由它们的形式来决定的，而且决定的程度非常有限。只有当某种原始意象成为有意识的并且因而可以用意识经验的材料填补上时，这种原始意象才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原型本身是空洞的和纯粹形式的，它除了是一种事先形式化的潜能（facultaspraeformandi）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是。”[6]
正如库格勒富有说服力的评论所述：“和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相比，荣格对于无意识中的形式关系的描述要早了将近15年！”法国的结构主义和荣格的心理学都认为，“无意识的基本功能是把形式（基础结构、象征功能或原型）强加到内容上，特别是强加到神话、梦、社会风俗、心理病理学和语言上”。[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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