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多面性，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改革创新的复杂能力，已经导致人类现在居住的环境发生了戏剧般的转变，和非洲热带大草原的稳固特点相比，这些环境表现出惊人的多样性。我们是从非洲热带大草原里进化而来的，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靠狩猎和采摘为生的最大部分的生存时光。自然选择是由来已久的达尔文生物进化方式，但最近几百年来环境变化的速度确实已经远远超过了这种方式所能达到的发展速度。有些研究者希望精确地确定人类适应环境的特点究竟是怎样的，上述考虑却向这些研究者们提出了质疑。但是，如果我们确实希望了解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的生物，那我们就必须做出努力，因为我们的原始环境选择了原型倾向，由此而带来的挑战至今在人类中仍然存在。
我们的探究工作怎样才能进行呢？我们在进化中配备了一些原型规则，那么我们希望怎样确定这些原型规则的详细目录呢？一种可能性是研究那些在当今时代幸存下来的靠狩猎和采摘为生的群落的生活——例如，博茨瓦纳的昆纳族布须曼游牧部落的人（theKungBushmen）。◎昆纳族是博茨瓦纳的一个民族，布须曼泛指非洲南部的民族部落，是由最早殖民非洲南部的荷兰人命名的，荷兰语是“Boschjesman”，布尔战争后非洲南部地区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将荷兰语改为英语的“Bushman”，意思是指“丛林人”、生活在灌木丛中的人，现在人们通常根据英语的发音将其称为布须曼人。劳伦斯·凡·德·普司特（LaurensvanderPost）◎劳伦斯·凡·德·普司特（1906—1996）是南非作家，他曾担任英国政府首脑的政治顾问，是英国查尔斯王子的好朋友，也是威廉王子的教父，著有多种影响深远的著作。他是一个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对推动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做了大量工作。他对荣格心理学颇感兴趣，并在南非开普敦创建了一个荣格研究中心。对此做了如此生动的描述。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些人就是（对他们进行研究时）我们过去经过进化而来的那种人呢？回答是，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物理学家在对物质微粒进行观察时，那些物质微粒会改变它们的行为，那么，当那些戴着眼镜、身穿宽松短裤的人类学家仔细地观察靠狩猎和采摘生存的人时，他们的行为很可能难以保持不受干扰。另外，在人类学家到达现场之前，我们也不可能知道有多少种现代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对他们产生影响了。这只是一种假设，幸存下来的靠狩猎和采摘为生的人，过着比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人更接近原始人类状态的生活。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公正的假设。
还有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呢？当我们把在全世界范围内关于文化普遍性的研究和我早先提出的规则共同使用时，就给人们提供了其价值不可估量的资料。就是说，每当人们发现，某种现象具有所有人类社会的共同特点，而不用考虑这种现象是在什么文化、种族或历史时代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就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一种表现。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这些一致性是由于原型所致而不是由于文化传播所致呢？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两种因素都应该包括在内。但是，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偏见，那些更依赖于原型的特点比那些不太依赖于原型的特点更容易传播。当人们发现，可以用某种模式或特点，如与母亲的联结，为争夺控制权而斗争，或建造家园，来满足这三套标准时，那么这种模式或特点就很可能是以原型为基础的。这三套标准就是普遍性、持续性和进化的稳固性。
（1）普遍性：这种模式本身在所有已知的文化群体中都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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