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受过教育的西方社会的成员，我们享有许多共同的假设：其中一种假设是，我们能够潜在地认识一切可以认识的东西。只有当我们开始把认识推向其极点，而且询问什么是“认识”、我们怎样才能“认识”任何事物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才从这种幻想中摆脱出来。在宇宙开始存在之前存在着什么？所有创造物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事物的存在？当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时，我们才开始明白，可能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我们所无法把握、认识甚至想象的，更不用说理解它们了。
但是，这些问题却是那种连小孩子都会感兴趣的问题。正如所有的儿童都是天生的艺术家一样，他们也都是天生的形而上学家。他们提出的那些天真的问题常常具有某种深度，以至于即使我们花费毕生的精力进行研究也难以了解。为什么会有地球？上帝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是死亡？我们为什么非要死亡？是什么使我们活着？妈妈，在爸爸把我放在你的肚子里之前，我在哪里呢？当我在5岁时向我的母亲提出这个问题时，她那令人震惊的回答——“我不知道，宝贝”——促使我第一次产生了积极想象的体验：我曾对着一片白云进行过茫无尽头的等待，等待着苍天把我召唤到我父母的卧室——这种等待是极其令人厌烦的。那种体验教导我，我能生活在这里，这是一件多么奇迹般的事情啊！生命是多么宝贵啊！一个人必须怎样珍爱生命，怎样欣赏度过的每一天。
对人类起源问题的关注使儿童具有了神话学和认识论的倾向。他们大多数人之所以失去了这种倾向，是因为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人并不享有这种倾向。然而，有少数人却从未停止过这种认识论的探求。他们就是那些奋斗不息以至最终成为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的人。他们受到某种力量的驱使，要去发现这些天真问题的答案。当他们找到答案时，这些答案反而只是引发他们提出更多的问题，因此，他们往往被这些问题纠缠住，而这些问题也就成了他们自己毕生专门研究的问题。荣格就是这种人当中的一个。
当荣格在82岁开始写自传时，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一生是一部无意识自我实现的历史”。他写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无意识，而不是我的无意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强烈地吸引着他的是人类普遍未知的东西，它们一代又一代地在世界上寻找着化身。在回顾他的一生时，他写道：“就我而言，一定是有某种朝向理解的强烈欲望带来了我的诞生。因为这是我的本性中最强烈的因素。”[1]他承认我们天生都有一种“想要认识的需要”，但他觉得在这一方面他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天赋。
这种特殊的天赋使他能够感知到在一些典型事件背后发挥作用的那些原型模式。他经常承认这个事实：原型是超越的，无法表述的，因而其本身是不可知的。这个事实反而更增强了原型对他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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