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国际化和民族化的论争，首先需要明晰二者的关系，实际上二者虽然代表了教育发展的不同路径，但并不存在本质冲突。促进我国教育健康发展，包括课程与教学现代化，可以说是两者的共同目标。教育民族化并不否定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性，而且，恰恰是有了教育国际化，有了外来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的引入，才更凸显了教育民族化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仅有本民族的教育文化，也就无所谓教育的民族化问题了。二者的真正分歧在于我国在中外关系的自我定位方面，是追随他人步伐，还是寻求自主发展？是应当将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视为主仆关系、师生关系，还是视为朋友关系、对手关系？对于教育国际化的倡导者而言，其在潜意识里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西方的仆人和学生，是西方思想的实践者。对此，有研究者曾指出，在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就存在着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和陈述方式来诠释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改革举措与内容的问题，文本（text）、对话（dialogue）、社区（community）等由西方引进的概念不绝于耳，中国教育实践和理论的传统术语，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却基本不见踪影[16]，显现出了过度推崇国外教育的意味。而倡导民族化的论者倾向于认为我国与别国是平等的，大家既是合作的朋友，也可能是竞争的对手，不能把西方教育说成是普遍性的，中国教育说成是特殊性的，任何一种文化价值系统中都有普遍性与特殊性。[17]国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可以作为我国学习借鉴的对象，但并不能成为我国课程与教学体系建设的支配性力量。究其根本，这两种倾向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即自卑与自信、依附与自主的表露。我们当然不主张盛气凌人的狂妄自大，不能重蹈“闭关锁国”的覆辙，但在祖国日益强盛的今天，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是否依然要像现代化初期那样，毕恭毕敬地将国外教育理念与经验奉为圭臬？或许，是该及时调整心态了。
应该看到，教育国际化的呼吁由来已久，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究竟谁代表国际教育的主流和正统？是某个国家的教育，还是某个教育流派？似乎很难定夺。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美国教育、日本教育自然是国际主流了，但这两个国家的教育本身就有很大差异；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杜威教育理论、后现代教育观自然是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了，但这些理论内外部的争议也很大，其实践表现更难以令人折服。这说明在国际教育体系中，并没有万法归宗的统一轨道，有的只是种种个性化的理论和方法。或许，这是百花齐放的大花园，百花争艳才是它的真正魅力。最近若干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吹响，我国课程教学领域日益理性地看待国外教育的理论与模式，并基于我国的基本情况和现实需要加以选择应用。由此来看，当前的中外教育关系不再是红花与绿叶的关系，而是牡丹与玫瑰的关系，理应互相欣赏、互相借鉴，扬我所长，学人所长。这也意味着中外之争的重心将逐步由国际化转向民族化，形成特色、提升实力、展现个性将主导未来发展的方向。同时，我国还应当担负起教育大国应有的责任，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实践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成果举世瞩目。然而，中国课程与教学论在世界课程与教学论中的地位与此极不相称。”[18]如何更好地发挥我国在国际教育中，尤其是世界课程与教学发展中的价值，也是当前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
经历4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我国在如何科学对待和合理“改造”西方课程与教学理论问题上，既有成功的探索，也有苦涩的挫折，若干经验教训值得认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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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卷
中国课程教学改革与研究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