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学习国外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模式是我国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演进的重要途径。我国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并不是从古代教育中自然演化而来的，而是直接从西方引入的。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末，学习西方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教育探索的主旋律。清朝末年，我国通过日本引入了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德国教育理论，并由此引发了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一系列变革。1903年的《大清教育新法令》就明确规定了学校必须采用赫尔巴特的阶段式教学法，它促进了我国课程教学程序的规范化，为我国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提供了原始框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又引入了以杜威教育思想为代表的美国课程与教学体系，进行了广泛的理论传播和一定的实践尝试。据统计，1921—1924年，在主要教育刊物上介绍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的论文达200多篇，专著25种。[5]1919年俞子夷在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主持的设计教学法和1923年廖世承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进行的道尔顿制实验开创了我国严格意义上的教学实验之先河，此后更是有上百所学校投身于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的实验之中。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对苏联教育模式展开了全面学习。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记住苏联经验，对旧教育进行坚决改造。1950年翻译出版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成为我国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必读书目，凯洛夫的教育学也由此成为当时的主流教育思想。除此之外，斯卡特金、加里宁、马卡连柯等人的著述也先后被引入。在此背景下，我国当时十分重视系统知识的学习、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及课堂教学规范，还直接引入了苏联教育学制、课堂教学结构和教学大纲，初步形成了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虽然此后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下，我国曾在一段时间内全面否定了各种国外教育理论与教育模式，但仍无法磨灭其对我国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构建产生的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我国不仅端正了对待国外教育的态度，还进一步开阔了视野。自邵瑞珍和杜殿坤于1978年在《外国教育资料》上发表《布鲁纳的课程论》和《列·符·赞科夫的教学论思想》两篇文章之后，研究者们对外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投注了更多的热情，广泛介绍了英、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布鲁纳的学科基本结构、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及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理论等均在我国产生了很大反响，为我国的教学实践提供了切实指导。比如，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制定小学语文教学目标体系的过程中，就参照了布卢姆的观点，将认知领域的教学目标分为识记、了解、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类，而情意领域则分为接受、兴趣、热爱、形成品格和习惯四类。总而言之，在我国现代课程与教学体系的百年演进中，人们一直非常重视跟踪国外课程与教学发展的态势（“**”时期除外），及时引入各种有影响的新理论、新模式，这样，我国课程与教学体系的演进就获得了持续不断的思想资源，并基本保持了与国际教育发展的同步性。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卷
中国课程教学改革与研究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