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亲自抓教育工作，责成教育部恢复重建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全国统一教材的编写
“**”期间，我国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一片混乱，“**”前编写的教材被视为“封、资、修大杂烩”；负责课程与教材研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被污蔑为黑据点，被勒令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各地自编的教材。这些自编教材大多片面突出政治和联系实际，严重削弱了系统知识的教学。“几乎所有教材都有大量牵强附会、‘穿靴戴帽’、同本学科知识毫无关系的内容……数理教材大多采用‘典型产品带知识’，物理教材结合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讲物理知识；化学教材用大量篇幅讲土壤、化肥、农药；生物教材主要讲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数学教材中会计、测量、视图的知识占很大比重。上海、辽宁等地取消了物理、化学、生物课程，改设‘工业生产知识’‘农业生产知识’课程。”[3]
“**”结束后，邓小平负责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他一开始就敏锐地抓住了教育改革的核心——课程教材问题。他在1977年就强调指出：“教育制度中有很多具体问题。一个是学制问题。是否恢复小学五年，中学五年，以后再进一步研究。现在意见还不一致，这关系不算太大。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4]
教育部马上组建教材编写工作组，进行统编教材的编写。据教育部原副部长浦通修同志的回忆，当时的教育部真是一副烂摊子，乱糟糟的。原来编教材的机构和人员没有多少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原班子早已发配到外地。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果断地指示：“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教材要组织专门班子编写。”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力量，以适应编写教材的急切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抽调一批编辑出版干部。邓小平同志看到这份报告后，很快就做出了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他还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教育部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调了大批干部，连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干部共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校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5]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央在外汇紧缺的情况下，拨给教育部10万美元专款，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我国驻外使馆的协助下，从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选购了大批教材，并通过空运尽快运回国内，供编写教材参考。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人员，认真研究了引进的外国教材，并撰写了报告。教育部于1977年9月15日以“简报增刊”报送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此十分关心，并很快做出指示。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6]到1978年2月，我国引进外国教材达22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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