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倡乡村工学团和小先生的同时，在一九三三年陶先生又组织了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拟出了简章和教育研究组织大纲，在这两者的第一章的宗旨内，是以同样的词句写着“本会（院）宗旨在发现最经济，最迅速，最能持久，最能令人进步之方法，力谋普及大众儿童向上生活所需之教育，以助成中华民族与大同世界之创造”（见《普及教育》一书），并拟出了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见《普及教育续编》）。宗旨是很“伟大”的，方案也是写得极为详尽，的确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方法。普及什么教育呢？“我们所要普及的是：自动工学团。”（见《普及什么教育》）谁来推行普及教育呢？以小先生来从事普及教育。根据胡立民一九三四年统计的全国普及教育运动岛瞰，已有二十三省市的个别学校和县区推行了，其中有六处部是官办的，如江西省临川是自治实验区促进委员会，福建省仙游专员公团，上海市场是上海市场国民党教育局，上海市公共租界是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参看《普及教育》中的《上少公共租界之小先生》），浦东高桥是上海市卫生实验区办事处（见《普及教育续编》）。据陶先生说“安徽教育厅长首先承认小先生为全省普及教育之要点”。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在二十四年春天要总动员从事普及教育运动。陶先生说：“早在民国十九年春天，我会一度草成一个二十年内完成的普及教育计划。这计划会由教育部提出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见《普及运动小史》）于是陶先生所提出的普及教育便与国民党的普及教育合流了，但这不是糊里糊涂地合流，而是陶先生的主动，他想依靠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来推行他的普及教育。正如他所说的：“现在是分三路进行。一、由人民自动组织全国普及教育促成的……辅助各地推动普及教育。二、起草全国普及生活教育方案，向中央政府（即国民党反动政府——笔者）建议以推进全国普及教育运动。三、起草防害进步罪，向立法院建议列入刑法（这里显现了一些反动统治阶级的面目——笔者）以扫除普及教育之障碍，若这三件事能于三个月内完成，则中国普及教育可以以二年之内树立一坚强之基础，以助成‘中华民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笔者）与大同世界之创造（？）。”（以上均见《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这就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的反动的一面。
反动统治者——杀人魔王——蒋介石匪首，在屠杀劳苦大众、革命者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及红军之余，为了配合他的军事进攻，配合他的“民众教育”和“新生活运动”在一九三三年也发出了电令，说“复兴民族教育最为要务……其推广普及之法，各该省主席，教育厅长，必须尽力实施。若能使成人教儿童，识字者教不识字者，知识高者教知识低浅者，各以义务兴互助精神，谋民智之提高，民德之增进……更须以劳动与服务两项，作为学校教育与民众教育之中心，务使一般学生及国民均能识以劳动为本分，以服务为天职。改变从前怠弛散漫自私之恶习……”这个电令便收编在陶先生的普及的教育续编的实施办法中，作为他的普及教育的实施办法之一。
在野的改良主义者，与在朝的反动统治者，便在血腥的中国土地上几乎是用同一的腔调在一唱一和地大谈其普及教育了！这样，中国不是更显得“太平”了。
陶先生对于普及教育曾做了一个总结：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喜欢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见《普及教育运动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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